1949 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被赶到台湾孤岛后，出于反共和“振奋士气”的需要，台湾当局把对大陆解放军官兵尤其是空军飞行员的策反工作放在了重要地位，将此称之为“ 心理作战 ”。 他们主要运用广播等手段，并许以高官厚禄，策动大陆的飞行员投奔“自由世界”。而在解放军内部，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上的动摇分子，妄图驾机叛逃祖国。
   
    1966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如火如荼 地 开 展 起 来。 位于沿海的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遵照上级指示， 正常进行飞行训练。 这天晚上， 某团一大队值勤官按时发出“ 准备就寝 ”的口令。 飞行员刘文杰麻利地上了 床， 他本来就睡眠极好， 加上当天飞行有些疲倦， 所以没等到吹熄灯哨就睡了。大约 22 时半，一阵莫名其妙的动静惊醒了刘文杰。他迷迷糊糊地听到奇怪的“嗡嗡”声， 仿佛蚊子在叫。怎么像是收音机的声音？黑暗中， 他赶紧叫同屋的战友：“魏秉祥，快醒醒，你听什么声音？”可是，随着一记“嗒”的微响，声 音消失了。见鬼，到底什么东西？刘文杰更紧张了，探身拉开了灯。同屋的魏秉祥还在“沉睡”， 一切都很正常。“怪事，我明明听见，难道真的 是在做梦？”刘文杰疑惑地又躺下了。
   
    过了几天，又出了件怪事。部队组织仪表科目训练时，魏秉祥突然从雷达荧光屏上“失踪”了，指挥员呼叫联络，他却又能应答自如。半分钟后，魏秉祥又在荧光屏上现形。这是怎么回事？ 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雷达故障，如果是这样， 问题就简单了。另一种可能是魏秉祥施展了隐形术——超低空飞行，这就复杂了：是出于好奇，搞的“实验”？还是有意违反纪律，擅自更改训练科目抑或是另有其他隐衷？
   
    飞行后进行讲评时，魏秉祥被团长叫去，他 一会儿说“看错了高度表”，一会又说“没注意 保持状态”，前言不搭后语，根本解释不清。飞行员们面面相觑，均感到困惑和不可思议。刘文杰坐在后面，紧张地思索着，当眼前的怪事和那 天夜里的怪事碰撞在一起时，他顿时明白了：那个“奇怪的声音”来自 收音机的耳塞！今天的事情也可以这样判断 —— 魏秉祥是为了某种目的，进行了一次专门演练。
   
    刘文杰把自己的看法向大队政委王军作了汇报。王政委对“超低空”与“雷达盲区”之间的关联，不是很精通，但另一个问题他十分清楚，空军党委《关于确保空中防线安 全的措施和规定》中，明确了有关政治纪律，其 中“飞行人员不得私自保管收音机，不得使用耳 塞机”，乃是巩固空中防线安全的必要手段之一。 王军是团党委“空中防线工作组”的组长，他深 知，策划叛逃台湾的空勤人员，必定是违反上级 规定，长期偷听敌台，才得以跌进罪恶深渊的。 王政委还从内部通报上得知，台湾当局饬令其所 属心理作战单位，要“趁共党动乱之机”，抓紧 制订“心战攻势计划”，提出“要集中大量人力、 物力，以最好的人才和充分的经费”，向大陆实 施“心战”策反。从五十年代起，台湾国民党当 局就设立了“心理作战”机构，统一指挥对大陆 进行“心战”活动。其中，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心战” 领导，主要由“国防部总政治部”负责，下设“心战处”、“政治作战计划委员会”、“播音总队”、“心 战研究室”等。多年来，台湾当局按照“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三分物理、 七分心理”的所谓“心理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 把策动我海、空勤人员劫艇、驾机叛逃作为“第 一优先目标”,大肆进行策反活动，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他们在心战宣传中，以优 厚待遇、荣耀官职、金钱美女为诱饵，喋喋不休地宣扬叛逃去台人员“获得了大量奖金”、“晋升了官阶”、“建立了新家庭”等等。
   
    王军深知，飞行员驾机叛逃，固然是内因起 主要作用，但诱发因素不容忽视。他不敢怠慢，马上叫来魏秉祥，开门见山：“你是不是有台收 音机？”魏秉祥脸色一变，沉默良久，恶狠狠地反问：“是不是刘文杰讲的？”“这不用你管，到底有没有？”“有。怎么样？”“立刻上交 !”
   
    “空中防线工作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王政委简要介绍情况后，专程前来的军保卫处林处 长取过收音机，仔细地端详。这是一台七管三波 段熊猫牌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据魏秉祥称“是探 亲时买的”，“为了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和党中央的 声音”。保卫处长看着手表，然后拉出天线，慢 慢地调频，突然，扬声器中传出：“这里是台湾 自由之声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