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古代哲学辩证观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人们——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还有一点，《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忧国、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范仲俺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