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就还记得当年看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时所感受的冲击。当时其实我已经非常熟悉鲁迅的风格，但看到柏杨那种风格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冲击。他的风格不是“重”的，而是“轻”的，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这种“轻”的风格当年我们大家都不熟悉，因为我们曾经很习惯一种“大批判”的刻板。其实，那是一种“滞”而不是一种“重”。到了今天，我们会发现中国内地的时评文化里，这种“轻’的锐利的文风已经相当普及了，其实这里面也有柏杨的贡献。

    一方面，我们在柏杨那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民性”的那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柏杨的锋利和尖锐的地方在于他的对于日常生活的敏感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所带来的具体的生命的感觉，这些都给了他的批判一种难得的力量，让我们被他所触动，让我们感到我们需要的富强和发展需要抛弃那一切。另一方面，柏杨让我们有会心之处，让我们可看到其实在他的近似刻薄的挖苦和夸张的述说中其实有一种在哈哈镜中照到自己的快感。他那些来自经验和掌故的对于我们自己的性格的描述，当然有一点过分，但却相当地吸引我们这些曾经封闭的人，给了我们一种自省的力量。让我们在对于自己的否定中得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他的思考从今天看来还是启蒙和人道这样的”现代性“最基本的观念的影响的结果，也说不上有怎样的深刻和超越性。在在八十年代的历史的那个特定的时刻，其实柏杨给了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他真正在用他的特有的尖刻和锐利督促我们、批评我们，其实是期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告诉我们对于自己的否定其实是一种新的肯定的前提，否定自己并不仅仅是颓废和消沉，反而是获得了一种发奋的力量。当时我在柏杨的书中就看到了这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其实是我们走向今天的一个环节。柏杨那些写在中国台湾的文字，其实对于中国内地的发展有了他自己大概不会想到的贡献。

    当然，今天柏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新的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新的思考和追问，但柏杨的那种对于自身的批判和否定中展现的中国的愿望，仍然会留下来让我们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