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总习惯把“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归为“俄式建筑”之列，其实，“十大建筑”设计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过程中没留下一点苏联人的痕迹——“国庆工程”开始的时候，参与规划的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出了。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万里的话掷地有声。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10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3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在他们的名单上，我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它们的设计与广场规划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当时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负责所有国庆工程方案的审核和汇总工作。据曾参加过大会堂方案设计的陶宗震先生回忆，此时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汇报广场规划时亲自定下来的；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则为180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