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时候，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么“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的，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么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字画，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字画一旦出现，很快就得到了“畅销”。
   
    在这些色情字画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
   
    在明清两季，文字狱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证这些文案，就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因为创作了色情文学而兴的，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并不纯粹。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历史现象。我想，大约在政治家们看来，色情文学流行，虽然有伤风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绝，像对付研究历史、揭皇家短处的历史学家，以及议论朝政的学者那样严酷，捉住后要把作者、书商杀头，著述烧掉，印版销毁。当然，对色情文学查也是要查的，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原因在于政治家们明白，把聪明人的心思引到女人身上去，一定比让其琢磨龙椅的构造和制作方法好得多。明朝后期，李贽因为公开了他的“童心说”，便死于诏狱了。但与其同时的“色情文学家”们便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倘这一猜想成立，这可能也是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客观原因。而看一看明朝之后的清朝，文网依然极其严密，但色情文学却尤进一步，便多少证明了这猜想的不差。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字画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