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逃兵
　　
　　我从战争的头一天，一直打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最艰苦的是第一年，现在我可以说实话，当时红军士气低落，在有的前线部队里，甚至有人杀了指挥员，整排整连地投敌，在清一色同乡组成的排和连里这种倾向尤其严重。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于是把同乡编在不同连队。
　　
　　有人想当逃兵，绞尽脑汁自残肢体。有个战士在冲锋前对班长说：“你要是现在不把我的手打穿，待会儿我就投敌！”班长只好一枪打穿了他的脑袋。特派员要逐日向指挥部报告，哪些人不可*，士气如何。我们需要所在部队有人提供密报，我从未遇到过不配合的军人。
　　
　　特派员有权在非常情况下枪毙逃兵，不过我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力，相反，还宽恕过不坚定者。那是1942年5月，在克里米亚海边，我和另外三名特派员组织伤员撤退。当时只有一个渡口和几条渔船，几千名军人乱成一团，海面上漂满了阵亡军人尸体。这时有四个高加索兵抬着一副担架从伤员中挤过来，一边跑一边喊：“让一让，我们师长长受伤了！”
　　
　　我觉得不对劲，让他们解开担架上的上校的绷带。果然，没有任何伤口！周围的伤员愤怒了：“毙了他！”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断定，要是我放过上校，准会被他们活剥了。我掏出手枪……当时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没睡，胡子拉碴，形象可怖，死死地盯住上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个上校的黑发眼看着就变白了……我实在不忍心，决定饶恕他，就悄悄地对他说：“一会儿我故意打偏，你倒到水里装死……看你的运气了……”
　　
　　5月21日，当地被德军占领，数十万苏联军人被俘……
　　
　　1944年12月，我军准备对华沙—柏林发动强大攻势。第五突击集团军司令别尔扎林给我下达的命令是杜绝通敌行为，我完成了，为此获得了红旗勋章。
　　
　　战争结束时，我在柏林，是第五突击集团军锄*局局长，少校军衔。战争快结束时，我们的任务是搜寻首要战犯希特勒、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等。正是我的部下兹宾少校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发现了戈培尔的尸体。但倒霉的是，兹宾开的“欧宝”小汽车装不下戈培尔的尸体。正当他四处寻找合适的车时，“竞争对手”——第三突击集团军锄*局长米罗什尼琴科出现了，问兹宾找到了什么。兹宾犯了傻，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他就叫部下把“战利品”——戈培尔的尸体搬走。
　　
　　希特勒的尸体也是我的部下找到的。可是，我们又给“竟争对手”骗了，他们趁我们不注意，翻过围墙把尸体偷走了。
　　
　　1945年5月，我完成了最后一个任务——带领一个行动小组。保证法西斯德国投降书签字仪式的安全。
　　
　　当时，柏林城里的大火尚未扑灭，枪声依然不断。
　　
　　我们一定要保障德方代表——陆军元帅凯特尔的生命安全。5月8日清晨，他乘飞机降落机场，从机场到签字地——某所学校，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
　　
　　我负责保卫那所学校。凯特尔和德国代表团走进学校礼堂后，相互注视了片刻。原来，签字大厅里铺的地毯是从希特勒办公室搬来的，他们认出来了。
　　
　　签字仪式结束后，德国人被带到旁边的一座小楼。
　　
　　我们琢磨了半天，给他们吃什么好。只好去问朱可夫。
　　
　　元帅下令“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们，这帮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