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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总统为统一开出条件。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1989年，李总统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成为有史以来访问东南亚的第一位台湾总统。我个人像迎接任何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一样，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个历史性会谈
   
　　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中台双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元首交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总统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博览群书，求知欲和吸收资讯的能力特强。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福摩萨时期，他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章，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领导人，公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总统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认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他出任总统的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李登辉的政策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行得通。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台湾随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支持，致使台湾民众相信他们不必针对台湾的前途问题认真地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本文选自李光耀著书《台湾何去何从》）来源：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