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称炎黄之后者不乏其人。贵族墓志中祖述炎黄者不胜枚举。这么多人竞相自称炎黄之后,未必合乎历史事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时人对以黄帝为核心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而《世本》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唐代族谱已不可见,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远祖炎黄二帝,故而梁启超感叹“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宋王朝尊奉炎帝为感生帝,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与宋对峙的辽统治者自称炎帝后裔。《辽史·世表》曰:“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契丹人究竟是不是炎黄之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这正是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魏晋以降至清末以前,虽然炎黄二帝备受尊崇,但“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却隐而不显,很少使用。究其原因,大概与古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较淡,对炎黄二帝的尊崇文化性大于血缘性,“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较小等因素有关。古代中国是“王朝国家”,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王朝国家更需要的是本朝本宗之祖,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说:“远祖非一,不可遍追,故亲尽而止。”窃以为“炎黄子孙”一词的含义与使用,可能经历了一个由直系到旁系,由贵族到平民,由血缘到文化,由实指到泛指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尽管炎黄二帝在古代备受尊崇,但其“文明初祖”和“帝王鼻祖”的形象较之“民族始祖”的形象更为突出,故而“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无法成为普遍使用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