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先生主编的《对话中西》丛书中有一本崔宜明和朱承合著的《中国伦理十二讲》。我粗略翻阅一下，再重点读一些段落，思考一番，觉得有话可说，提出来，与同好者相议。

    中西文化的比较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由于刚开放，对外界所知甚少，来个比较，帮助读者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有好处的。一些学者曾在外国生活较长时间，对西方文化了解比较深刻，对当时的中西比较很是反感，认为对中西都不太了解的人在那里胡乱比较，会误导读者。因此一听说有人要比较中西，他就要拔出剑来。现在，那些老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即使还活着，也到了耄耋之年，想说也没有精力了。另外，外面的世界也有了巨大变化，今非昔比。现在年轻人学好英语，到外面闯荡几年或十几二十年，看到了许多新事物，远非过去那个时代的状况。外国人对中国的情况也有类似的误区。解放前到过中国或在中国生活若干时日的外国人，印象中的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封闭的，腐败的。加上冷战时期的宣传，中国又多了一点残酷，专制，愚昧的内容。这些老人与现代到过中国的新青年，对中国的认识，自然有天壤之别。现在，再来一次中西对话，就非常必要，而且与二十多年前的比较，有了更多新的内容，更多理性的态度，也就更有启发性。当然，这也没有到了下结论的时候，只能说表达了当代人的现在认识。

    《中国伦理十二讲》讲的是“中国伦理”。中国伦理，在古代儒家那里，就是“礼”。哲学的本原是“道”，道源于“天”。伦理的本原是“礼”，礼源于中国古代宗亲社会。宗亲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孝，孝扩展为仁，义是孝仁的原则，心中有义，礼为外化形式。礼要适当，就是过犹不及，中庸为高。“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礼就将孝、仁、义、中、和这些儒学核心核心观都联系起来。

　　礼治与法治，在春秋时代是对立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为政篇》第一章讲“为政以德”，第三章的这一段话就是讲的古代这样两条政治路线。孔子虽然强调德政、礼治，强调礼的教化作用，却也不反对法治，他对法家人物（管仲、子产等）的肯定，表明了这种态度。圣人不能无法以治国。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徒善，就是只有伦理；徒法，就是只有法律。这两种都是不能单独治国的。只有相配合，才能治国。伦理就是协调社会关系达到和谐的重要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