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中国战将和谋臣人才辈出的年代。单是在曹操麾下，就云集了郭嘉、荀彧、荀攸、程昱等著名的谋臣。不过，学者汪宏华研究认为，曹操和他的谋臣们也并非是同心同德，在看似平和的表面下，也涌动着勾心斗角的暗流。下面为其在北京高校讲座的部分内容的节选。

　　谋士们之所以纷纷投到曹操门下，不是他们看不出曹操的法家本质，也不是他们要拥护法家或者趋炎附势。法家是一种在秦朝就没落了的哲学，比汉家之儒更不得人心，当然不能又用它取代汉朝，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从他们后来的结局看，攀附权贵的想法则可彻底排除(不入流的小谋士如蒋干、蔡和、蔡中除外，当今社会的所有谋士除外)。笔者通过系统分析后发现，这些谋士在厌倦了纯粹的法与儒之后，都在冥冥中向往一种能将法和儒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的新哲学。他们不知道该混合体最终应是什么样的配合比例，什么样的实现形态，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但他们依旧满怀信心要去寻找，去摸索。当发现曹操具有一些儒法糅合的特点时，他们眼前一亮。尽管不是很地道，却至少让人看到了儒法混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另一位政治家刘备之所以能让郭嘉等人刮目相看，并吸引到徐庶、诸葛亮，也是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儒家，他虽不反刘汉，但反东汉，属于新儒家。而新儒家比新法家又稍稍进步了一些。不过刘备的法芯也仅是用来缝合内部伤口的丝线，一旦得到天下还是会抽去，继续效仿高祖的“约法三章”、“宽刑省法”等仁政，刑法略严于东汉末。第六十五回刘备在占据益州后便通过好友法正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政论，但随即被诸葛亮驳回。只有诸葛亮才是将儒与法血肉相融的第一人：“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

　　随着曹操的法形渐露，当初乘兴而来的谋士一天天失望，有的人不能忍耐就提前造反了，如祢衡、孔融。然而他们拼将一死的斗争是徒劳的，丝毫不能遏制曹操的扩张势头，何况利用曹操消灭袁术、袁绍，统一北方亦不失为国之幸事。但接下来曹操准备攻打刘备就完全跨入民心向背的另一面了。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身边的谋士便一齐行动，采取了比祢衡、孔融更有效的手段，他们不但内部分工协作，还适时与对方的谋士外通内联。

　　假如说官渡之战是新法家与旧法家的较量，那么赤壁之战就是所有谋士众志成城阻截新法家继续前进的大决战。此时，三方谋士虽然思想创新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反曹反法的立场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新法家只能作为天下统一道路上的阶段性哲学，现已完成了历史使命，须当立即止步于赤壁，等待新人、新思潮的成长。于是，三方谋士便围绕曹操这一邪恶轴心共同构筑了三角同盟。该同盟结构松散隐秘，没有协议，没有章程，只有扑朔迷离的智慧和机巧，犹如一个绕来绕去的数学拓扑。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孙权的思想是一种苟全于乱世的儒法混，准确地说是有善有恶的“儒法换”，即根据本地域的形势需要随时作纯儒、纯法的两极“变脸”。比如他既可以比关羽更“义”地夺取荆州，又可以比曹操更“法”地杀害关羽；既可以向汉室或曹操投降，也可以联刘反曹。这种没有稳定信仰的“新有善有恶”注定只需要也只能够聚集一帮惜命保家的二流谋士，所以也就安不了天下(庞统寄寓江东是为了避诸葛亮之锋曲线救刘)。中国民族从来都崇尚顶天立地、不卑不亢的大国风范。

　　郭嘉率先刮起倒戈曹操的完美风暴(杨修亦同)

　　在孙权王心偶炽、刘备求贤若渴请来了两位“可安天下”的谋士的同时，曹操却以为随着主要对手的消灭，已不需要大谋士或者说战略军事家了，只要用人海战术和几个奴才、爪牙就可以完成余下的统一大业。他决定从高到低依次裁减智囊和功臣。先借黄祖之刀杀祢衡，之后又千方百计找理由屠孔融和许攸。他们纵然有一些缺点，但也都犯不着死罪。其中许攸是曹操的功臣、故友，许褚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是决不敢随意斩杀的。之后，曹操也没有追究许褚的任何责任。典型的权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