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她在富阳老家，与郁达夫通信，并与郁达夫诗词唱和。
   
    孙荃是一个少见的多才多艺的奇女子。民国初年，如他们一样夫唱妇和的夫妻，能留下诗坛佳话者并不多见。
   
    在郁达夫日记中1919年8月5日写道：“接兰坡（孙荃原名兰坡）书，附有诗四首。”第二天，他给未婚妻孙荃复信：“来诗大有进境，无端一夜空阶雨……佳句也，已欲与文诗相抗矣！”（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
   
    孙荃的诗文能与郁达夫相抗衡，可见其艺术造诣。但可惜多才而乏色，其貌不扬，这就无法满足风流成性的郁达夫了！
   
    1920年郁达夫遵父母之命，与孙荃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时乘一顶小轿到了郁家，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同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孙荃虽有诗才，但她希望的却是过相夫教子的生活，对自己的作品并不珍惜，诗文是写给自己看的，至多是抄给丈夫一阅。惜才的郁达夫曾劝孙荃“应该保存”，“异日年老，亦可发表。”他为孙荃的诗集起名曰《夕阳楼诗稿》，甚至还对以后印诗集的纸张、样式提出看法。可惜的是“夕阳”未至，他们于1927年就劳燕分飞。直到孙荃逝世，《夕阳楼诗稿》也没有出版。孙荃的诗，只是在郁达夫的日记、书信中抄录存有20余首。1918年孙荃寄给郁达夫两首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凤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试心中事，其奈阳关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郁达夫和了四首，其中两首云：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何堪岁晏更羁留，塞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唱和之诗都写得深情、凄婉，诉尽夫妻两地的离恨别愁。
   
    1919年和1920年，郁达夫还两次把孙荃的诗夹在他自己的两组绝句诗内发表，竟可以乱真，外人难识此为闺阁中人所作。
   
    然而这位甘心替郁达夫养儿育女、服侍婆婆、体贴丈夫的贤妻良母，竟然遭到郁达夫的遗弃。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在大学教书，办创造社，后遇名门之女王映霞，在爱河中挣扎的郁达夫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阿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痛哭一阵。我要求她饶赦……”
   
    旧人和新欢之间，郁达夫还是选择了后者，不顾重婚之讥，与王映霞结合。（不料十几年后，在新加坡，他又跟王映霞正式离异了。）
   
    郁达夫初遇王映霞时，正是身穿了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而孙荃，此时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1927年6月5日，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但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孙荃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王映霞却被认作“小妾”！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去世。
   
    郁达夫再娶王映霞，给饱受传统妇道和美德教育的孙荃带来严重的打击。但是，她从来没有表示过对郁达夫的责怪。她一直认为郁达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郁达夫虽然接受新思想，但传统道德在他头脑里仍然很深。就是在离开孙荃和三个儿女、与王映霞共同生活后，郁达夫仍按月给孙荃寄信，寄生活费，托亲友、同乡带给妻儿们需要的东西，如奶粉、绒线、围巾、衣料等等，尽到为夫、为父的责任。即使是抗战期间，郁达夫在福建（国统区）供职时，仍托在福建邮电局工作的孙荃弟媳徐天真的兄弟带来钱与物。儿子上高小时启用的第一支黑色钢笔，也是郁达夫托二哥郁养吾带来的。那支钢笔如今仍放在父子两代作为书房的西楼书桌抽斗里。
   
    郁达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为孙荃取的诗稿题名。是郁达夫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那间故居西楼。
   
    孙荃回忆1931年3月郁达夫回家的情况，总带着追悔莫及的遗憾。那最后的团聚也使孙荃心目中郁达夫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郁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孙荃追忆这段往事说，看到郁达夫那种轻松喜乐的样子，似乎想回复到1927年以前的关系。当时，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摺被准备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到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老岳母的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而孙荃固执己见。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那时清明未到，孙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园挖掘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尝新鲜。下意识里在提醒郁达夫不要忘记富阳，不能忘记正妻和儿女，面子上却又不肯容忍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始终得不到解脱。郁达夫与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依，原来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亲情所替代。月底郁达夫将返上海，孙荃和熊儿送郁达夫上轮船时的惜别之情，比起四年前郁达夫在上海火车站送别由北京南归的孙荃和儿女回富阳老家的情景，显然不同。那时孙荃是不无伤感的回到家的。当她走回西厢房时，只见书桌上留有郁达夫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立刻记起，郁达夫这次回来不止一次的与她谈到钱牧斋的一生。郁达夫谈论时的那副神态就在眼前。那杨爱不就是钱牧斋的爱妾，色艺超群的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吗？孙荃恍然大悟，不觉泪如雨下，她说不清溶化在泪水中的是爱，是恨还是悔。

    在孙荃看来，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既具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爱国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见，她对郁达夫的感情自始至终坚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就不难理解了。
   
    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8年，与王映霞的婚姻12年，在海外与何丽有的婚姻3年，因为抗日，他被日寇杀害于苏门达腊。后被追认为烈士。
   
    （四）张幼仪：在他一生遇到的女人里面，
   
    说不定我最爱他。
   
    徐志摩高中毕业后正准备进大学时, 父母已将他的婚姻大事定了下来。 女方张幼仪, 1900年生于江苏，是张润之之女, 是张家璈、张君劢之幼妹。张家璈是金融界巨子, 张君劢是政界的显赫人物。父母能攀附这门贵亲, 当然喜出望外, 而志摩却执意反对。父子俩因为这件事吵了好几次嘴。
   
    当时徐志摩对张幼仪一点都不了解, 更不用说爱情。对于视爱情如生命的徐志摩,确实怎么也无法接受。父母劝说无效, 只得请来祖母。志摩挨不过祖母的哀求, 最终忍痛接受这门婚事。1915年10月29日, 志摩与幼仪结婚。
      
    两个人没有一丝感情, 生活没有一点乐趣。他们见面时都是冷冰冰的。婚后不久, 徐志摩便收拾行李到天津进入北洋大学。此后两人很少联系。
   
    人们以为徐志摩的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非比寻常，另一方面，他对原配夫人张幼仪却是无情而残酷的。包办婚姻的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徐志摩更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锴（阿欢），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国读书； 1919年徐志摩则转往英国伦敦；1920年，张幼仪前往欧洲与丈夫团聚。当时志摩一心爱着林徽音, 又苦于幼仪从中阻隔, 于是提出与幼仪离婚。 幼仪见志摩并无爱她之心, 也无法忍受这种若即若离的夫妇生活, 无奈被迫答应了。1922年3月, 志摩与幼仪在柏林正式离婚。同年张幼仪生下次子彼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就在柏林留学。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
   
    1925年志摩欧游时经过柏林, 再一次见到张幼仪。此时幼仪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现代女性。志摩原本带了件礼物来给次子彼得, 却不幸得知彼得去世的噩耗。此时志摩与幼仪都发觉彼此之间的友谊加深了。
   
    1925年张幼仪痛失爱子彼得后，随即归国。1926年开展她上海的事业，在东吴大学教德文、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终于从缠足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徐家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实际上，这种待遇和地位，跟孙荃携子女在富阳郁家生活是同一模式，也就是：在老派的名分上面，张幼仪仍然是“正妻”（大老婆），而陆小曼却被认作“小妾”！
   
    徐志摩受西方教育和现代思潮影响，对于张幼仪这样一个传统女性很难认同。徐志摩对她的漠视，源于对封建礼教的厌恶。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但是这些优点，在张扬独立自我的诗人眼里就是没见识、呆板乏味。
   
    在男权社会，女人仅仅是一个点缀，一个装饰品。那些活跃在社交场上风情万种的女子，才能给予他们纵欲的幻想空间。而张幼仪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她追求的是现实生活，江山有信，良人有靠。不会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不会有死去活来的激情。她不似林徽音高雅不俗、灵气逼人，也不像陆小曼灿烂艳丽，令人迷醉。她就是个平凡实干的女人，平凡得让人心酸。
   
    徐志摩死后, 张幼仪抚养儿子成人, 在经营方面颇有成就。
   
    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印的，为的是让后人传诵老公徐志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