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6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他念过晨经，便去跑步。在习习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比往日提早结束了锻炼。吃过早餐，他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着出发的通知。一会儿功夫，杨静仁来了。静仁高兴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

　　汽车很快地开进一个古朴幽雅的四合院，原来他们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家。邓小平已迎候在门口。班禅大师迈下车，快步走向邓小平，两人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和班禅大师交谈着走进会客室。宾主落座后，邓小平关切地询问了大师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真诚地对班禅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一句话，说得班禅热泪盈眶。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理解和评价更珍贵呢！

　　邓小平对班禅的评价非常中肯，完全符合实际。

　　1949年6月3日，当班禅还只有11岁的时候，他就按照宗教惯例接受了剃度、受戒等仪式，在青海塔尔寺坐床。

　　从此，一个普通的藏族孩子正式成为西藏第十世班禅，取法名“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风云变幻的时代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少年班禅不可能与世隔绝，静坐禅院修身养性，而必须在政治上作出抉择。班禅因为从小受过经师的严格教导和培育而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一特殊的身份又使他必须注意观察社会，体察民情。他憎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反对亲英美帝国主义的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离主义倾向。他对共产党虽不甚了解，但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使他确信共产党“必然有顺应人心，顺应历史的道理”。于是，他断然决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在西宁的部队联系，并从此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荣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愿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勉慰，对他的爱国主义举动给予高度赞扬。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在北京经过共同协商，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当晚，毛泽东主席设宴庆祝协议签订。班禅大师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他说：“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表现了少年班禅强烈的爱国热情。

　　1956年11月，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一道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去印度各地朝拜和参观访问。在印度期间，班禅大师热情赞扬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旗帜鲜明地强调西藏要遵守《十七条协议》，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爱国立场。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一时间，西藏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焦点，班禅也成了国内外关心的重要人物。在这关键时刻，处在复杂尖锐境遇中的班禅大师，更加坚定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平息叛乱。大师的正确态度，得到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班禅大师说：“我爱自己的祖国，也爱自己的民族。不爱自己的民族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要求民族干部一要爱国，维护祖国统一；二要对自己的民族有感情，使自己的民族团结起来，为本民族的发展做一些事情。班禅大师是这么说的，他本人也是这么做的。对于班禅大师爱国家、爱民族、爱宗教，为建立繁荣、民主、进步的新西藏而日夜操劳，邓小平高度称赞他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确实当之无愧。

　　交谈中，邓小平再一次肯定地说：“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班禅大师丰满的面容因激动而更加显得红润了。

　　“你两次出来，表现都是好的”

　　交谈在继续。

　　望着眼前这位历尽坎坷却始终如一地热爱党、真诚地相信党的爱国宗教领袖、与党亲密合作几十年的老朋友，邓小平 坦诚地说道：过去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处理重了。你的《七万言书》，大部分是对的。整你主要是两次：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挨整后，你又出来了。“你两次出来，表现都是好的。”

　　听了邓小平的话，大师感慨万端。

　　早在1961年9月，班禅大师到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之后，去青海等地视察工作。他根据青海等地出现的问题，联系到西藏的情况，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思考，于1962年5月在北京给国务院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后来习惯称之为《七万言书》）。在这个报告中，他系统地、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班禅的这个报告。周恩来总理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进行了研究，认为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是可以采纳的，但也有些话说得过头，不尽妥当。周恩来指示，要诚恳耐心地同班禅大师交谈，而且要订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同班禅大师进行了反复商谈，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寓批评于说理之中，坦诚地交换意见，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研究，产生了改进民族、宗教等工作的四个文件。不久，班禅大师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回到西藏，把这四个文件提交自治区筹委会，再次进行了讨论。经筹委会通过，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执行机构。这四个文件，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1964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错误地对班禅大师进行了批判，并且作了不公正的处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班禅大师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身陷囹圄达九年。那段时期，班禅大师也一度苦闷，但是，他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

　　今天，面对邓小平给予他的肯定和表露出来的宽广的胸怀，一向刚直、豪爽的班禅大师不禁哽咽起来，他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大师不计个人恩怨的豁达态度和高尚情操，也同样为邓小平所赞赏。

　　宗教要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

　　谈到宗教问题，邓小平说：“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

　　班禅大师对邓小平的话表示赞同，说他自己也一直在探索宗教要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问题。

　　班禅大师热爱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是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认为，宗教的弘扬要顺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和增加新的内容。因此，他一方面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方面积极推动藏传佛教的兴利除弊，探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相协调的道路。1960年10月至12月，班禅大师在有关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前往内地重庆、南昌、上海等城市参观访问。通过参观、访问，班禅大师对西藏的寺庙改革提出五条办法：一、放弃剥削；二、民主管理；三、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搞生产；五、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要由政府包起来。班禅大师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班禅大师，称他是“爱国进步人士”，赞扬大师与党“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针上，我们都是一致的，始终一致合作”。

　　班禅大师还对一些人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他认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清净我心，庄严国土”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因此，利用宗教搞分裂国家的事情，“不仅为国家法律所不允许，也违背了宗教的教义”。

　　邓小平对班禅在宗教改革方面的努力探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说：“你的注意力不要局限于宗教，你是国家领导人之一，要注意政治。”

　　班禅大师听后频频点头。

　　“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邓小平对班禅说：“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他总结历史的教训，感叹地说：“全国1957年反右（ 藏区的反右斗争是从1958年开始的——笔者）犯了错误，以后还有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浩劫。西藏人民平叛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邓小平告诉班禅，党中央已下决心解决西藏的问题，“真正去做，也并不很难。”

　　邓小平又说，西藏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干部，要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民族学院都要加强。”

　　邓小平的这一番话使班禅深受鼓舞，他频频点头，感谢党和国家对西藏人民的关怀。他对邓小平讲了他自己从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西藏只有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才有光辉灿烂的前途，才有民族的兴旺发达；西藏人民只有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汉藏民族之间以及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真正幸福美满的未来。因此，我们一定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维护祖国的统一。班禅大师说，自己作为少数民族干部，是热爱自己民族的，对自己的民族有感情，也要为本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多办一点实事，多做一些好事。

　　邓小平同意班禅大师的看法，并对班禅大师寄予厚望说：“你不仅对西藏有影响，对其他藏区有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

　　邓小平与班禅大师推心置腹地谈历史，谈未来，最后邓小平将话题转向现实，说：“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作出自己的贡献。

　　会见气氛愉快、亲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位老朋友心心相印，彼此都充满信心。最后，邓小平指了指一同参加会见的乌兰夫、刘澜涛、杨静仁说：“你的反映以后经常地可以告诉他们几位。”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大师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结束了与邓小平这次难忘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