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虽位列“仙班”，却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晚年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

　　千年既下，仙人已去。如何认识和评价葛洪，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遗产，成了今人一个重要课题。葛洪早年立志为文儒，挽救颓世，曾官至伏波将军，封关内侯；后半生却隐居山林，潜心道教，开庵讲学，炼丹行医。综观其一生，无论入世避世，葛洪都充满着对世界万物的积极探索精神。

　　“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这是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葛洪一生著述颇丰，著作约有530卷。除《抱朴子》外，还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神仙传》、《隐逸传》以及碑颂诗赋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公元4世纪早期，道家中产生了最伟大的博物家和炼丹术士抱朴子”。并由此认为，“整个医学化学源于中国”。

　　葛洪是道教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魏晋以前，道教理论缺乏体系。葛洪首次提出以“玄”的概念作为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他开宗立言，对传统道教学说去伪存真，兼收儒墨名法各家之长，集丹鼎派仙道学说之大成，创岭南道教一派。他的道教思想中，包含“仙可学致”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而天地之大，包容万象，不能因为没有看到过仙人就否认仙人的存在。葛洪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炼丹求仙，终不可得。但他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中，却有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发现。

　　无心插柳的葛洪在长期的炼丹过程中，熟悉了许多无机物质的组成和一些化学反应，成为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化学家。在《抱朴子·内篇》里，我们可以发现，葛洪曾做过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葛洪炼丹之余采药行医，悬壶济世。《肘后备急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实用的方书。该书记载了民间一些常用方剂，主治诸如疟疾、脚气、瘴疠、肺结核、恙虫病之类的常见病症，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幅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100卷，《神仙服食方》10卷，《服食方》4卷，《玉函煎方》5卷。

　　葛洪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肘后方》记载了他对各种病症长期观察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例如对沙虱病的记载，他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都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狗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到19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他不仅明确记载了病状和发病过程，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传染性。所以，称他为“传染病学专家”，一点也不过分。

　　由于世事沧桑，葛洪渐渐淡出了世人的视野，悠久的葛洪文化似乎也随他渐渐离我们远去。今天，各级政府皆以振兴文化、繁荣经济为己任，葛洪仿佛又从历史的山林深处向我们走来。今年6月，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到惠州视察时就指出，要加快罗浮山文化建设；惠州市委、市政府负责人也曾到罗浮山现场办公，要求对葛洪文化开展挖掘工作；博罗县委则提出“景区联动”“精品带动”等八大战略，准备充分挖掘罗浮山宗教旅游文化，擦亮葛洪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