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不多的山西省昔阳县，历史上虽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进士。到了现代，出了一个更大的官，宰相级的大官，是个半文 盲，这就是昔阳大寨大队(现在的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人说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一共当了5年零8个月副总理。说陈永贵是半文盲，是指他识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汇报大寨情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 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1974年5月，笔者写了一篇稿子，请陈永贵审查。他当然无法读下去，笔者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笔者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写的，你光口头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上‘同意’两个字 。”他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写了一横。第二次又多了一横 。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两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四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 过1000个。

　　他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 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我们记者称他为“农民政治家 ”，他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质。

　　陈副总理办公是世界一绝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 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还要经常做报告。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 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 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 个“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划圈却划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他说，他看华国锋、李先念划 圈，他也就划圈。他信得过他们。他口才很好，讲话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言之有物，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大实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没有官气。只要是讲农村生产工作的，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就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写出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的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阴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4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100 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 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对念这种讲稿头痛得很，觉得是活受罪。

　　世界上唯一不拿国家工资的国家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是 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 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 ，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 鞋。他不要“铁饭碗”，不拿国家工资，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住。他既然还是 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开始，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

　　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这一点，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 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 点上有点私吸公烟。陈永贵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 布衣宰相”。陈永贵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50元保姆费。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据说国家给他免除了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

　　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层层都有官职的人

　　陈永贵自从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就成了 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官。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大寨党支部的日常事他顾不上，让郭凤莲接替他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仍挂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请示他。他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村里没品的小官。古今中外，这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唯一的一人。 山西省里的日常工作，他不怎么管。晋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 得过的人去当第一副书记，昔阳县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个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呢?从县委、地委来说，省委是上级 ，可是从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来说，省委又是下级。谁再敢管大寨的事?后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向大寨发奖旗，不写“奖给”二字，写的是“赠给”，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陈永贵争自由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肉跳。大寨、昔阳的干部来看老陈，还得费一番周折。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3个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他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会看小 说。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闲逛。服务员进房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 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这 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憋死人。他也不能随便出去。据说有一次 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 出乾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法保卫，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众， 听不到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情实事，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 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 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陈永贵就搬 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争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这是他 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 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 陈永贵解甲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他可以一个人上街跟老百姓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了。他终于又获得了多年前的那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