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集作家、书商、玩世不恭者、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五十岁的死囚得知自已被处决的日期就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他好不容易买通了狱卒，极力说服他同意将一封自己写下的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 之事。而后者出于怜悯与同情——或许还要加上那么一点儿崇仰——踌躇再三后终于接受了下来。于是这封密密封讫，显得干系甚大的神秘信件于次日中午 ——按照事先约定——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人手中。不过中途应该有个小小插曲：承担传递风险的狱卒显然由于害怕和某种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此之前已忍不住将此信私下开拆并与一个关系相当不错的上司同观，只见上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写着这么一段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差不多两小时后，遗书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一场未遂政治骚乱的策划者与组织者，连同他的十七名同党，加上无为教案，奏销案等其它犯上作乱大案的钦点主犯被立即绑缚刑场斩决。据同时略晚的清代作家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记载，此人临终前的作派也大异常人，简直就是今天红色经典影片中李玉和、许云峰那样高大完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形象：“临终前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的产生年月距今应该并不十分久远，大概也就三百多年前吧！背景和地点是号称“酒保菜佣俱带六朝烟水气”的文化故都南京三山街北向的一块开阔坡地。自当天中午起那里就被数万名前来观看的士子百姓密密围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舞台。那种摩肩接踵、伸脖子踮脚的热闹场面，相信读者在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中大约早已得到过深刻印象。那天下午烈日当头，暑热难忍。尽管看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的儒生与知名文士，但仍然很少有人注意到四周的夏日景象与舞台中央斧钺森严的凛凛寒气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说来也真是的，这毕竟是自入关后一向奉行怀柔政策的清廷第一次打算以刀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发生在半年前的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学生运动——苏州哭庙案的一干人犯，将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和同情者的目光中，以犯上作乱的罪名被公然处以极刑。发布此次死刑执行命令的甚至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刚登基不过数月的少年皇帝康熙。从现今仍然得以保存下来的当时在场目击者的口述来看，整个执行过程应该说相当简洁、利索，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接下来的事情是家属认尸收尸，相比把头从脖子上砍下来，现在要将它们装上去则无疑显得困难得多，同时也复杂得多。首先要在当时血肉模糊、一百余颗人头犹如西瓜乱滚的刑场仔细辨认出自己亲人的首级就远非一件易事，而且还需将它准确连接在相应的尸身上。何况当初被斩首的除哭庙案的十八名书生外，尚有无为教案、镇江附逆等其它要案的大批人犯。向刽子手行贿以求得指点于是就成了当时唯一可行的手段。几天以后，当这乱糟糟的一切好不容易料理完毕，巡抚衙门催解八名首犯家属的令牌早已火速递至。由于在清朝一人犯法，全家同罪是写在国家宪法里的煌煌大律，除怀中婴儿可依例幸免外，其余者当天下午即被押解上路。“至五、六、七岁皆手杻，其长大者皆械系，哀号痛哭，声闻数里，行道之人无不寒心，泣下数行，而唾骂抚之惨刻者……驱出阊关，远涉宁古塔。”我们故事中主角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自然也不例外。在冰天雪地、寒冷不堪的辽阳，他们大约一直生活到二十年后，才在某些有政治背景的朋友的奔走与救赎下得以侥幸还乡。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就是这样飘忽、无助、身不由已。“关河历尽霜花白，岁月移来鬓影苍。”作为犯属亲家的吴江诗人沈永令这两句诗尽管艺术上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对他们一生的不幸与坎坷遭际作了凝炼的概括。

　　关于金圣叹——前述遗书作者在刑场上的出众表现一向有各种精彩纷呈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在孟心史与周作人论述此人的专文里找到详尽的搜集。不过有一点看来大致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临终前的谈笑自若与慷慨赴死。我怀疑瞿秋白当年在江西狱中所发出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呀！世界第一 ”那一声感叹，很有可能就是从他遗书中得到灵感、借鉴与效仿后的产物。然而让人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位当时政府眼里的所谓政治动乱分子，在一生的几乎所有时间内却一直是相当本份的职业作家兼书商。尽管不幸生于异族入侵、朝代更替的尴尬年代，又身处满街都是爱国志士的三吴中枢苏州，但他对新的历史与政治格局所持的态度却相当暧昧，并非如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始终怀有公开的或秘密的敌意。我们既无法在复社党员光荣的花名册上找到他的名字，更不可能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或当地郡志中弄到什么证据，足以证明他确实象陈子龙、顾炎武那样直接参加过与清廷的抗争。如果有谁正好于顺治年间去他位于苏州憩桥巷一带的家中拜访，相信他的街坊和朋友会很乐于向你描绘他们眼中金的形象。首先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乐善好施者和类似评弹艺人那样言谈诙谐、行止夸张的潦倒书生，然后是星象家、诗人、孝子、预言大师、文艺批评工作者、酒鬼、作家、佛教徒、慈父，以及满脑子弄钱妙法的炮制畅销书的坊间书贾。甚至这些还不代表他生活和政治面目的全部，对于某些有着激进民族主义观点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们感到痛苦并沮丧的事情，那就是现在仍然完好保留在金文集里的那篇让人眼界大开的《感春八首》诗前的自序。尽管很多人出于各种动机多年来对此伪为不见，倒也不见得有人敢公然否认它的存在。这篇序言的全文是这样的：“顺治庚子八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日，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我们忍辱负重的前朝遗民生平的唯一知已竟然是作为异族最高统治者的当今皇上，这确实听起来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有些不大敢相信。因此作者乍闻之余“感而泪下”“北向叩首敬赋”云云，想来也就应该很容易得到我们的宽容与理解。

　　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以工于抨击肆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圣恩，令人发笑。”沪上学者金性尧先生对此文的真实性也曾有过怀疑，好在他很快就从清初名僧木陈的《北游集》里找来了佐证。根据这位不打诳语的苏州大和尚的回忆，当年他在北京与顺治刚一见面后者就向他打听金圣叹其人，并认为金“批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 ”其中“才高而见僻”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称得上是对金一生名山事业的定论与酷评。那些指望将金作为一位地下党员式的作家来研究的论者面临的尴尬是不难想象的。由于这些史料的真实的力量，以至他们在此后论述作者的生平与思想时不得不象步入雷区的士兵一样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金的各类传记中，也许只有同时代作家廖燕的笔触稍稍切入了金仿佛重钥深锁的复杂内心。在他为金撰写的《金圣叹先生传》里，金一脸莫测高深的诙诡笑容，在红尘十丈的世俗生活里安居乐业，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酒杯与通俗小说背后——“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少年时代的金圣叹属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类既无家庭背景也缺少贵人相扶的出身贫寒的书生。由于生平没有画像传世，我们很难想象这位风尘异人小时候是怎样顽皮的一副模样。不过性情狷介，桀骜不驯是应该可以肯定的。这从他十岁入塾读四书五经无精打采，“意惛如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这些存世纪录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通俗文学仿佛与生俱来的那种投契与热爱。根据可靠记载，他接触《妙法莲华经》《水浒传》等书时的年龄仅只有十一岁。也正是在那一年稍后他初次应童子试，其表现就象他心仪的那些梁山好汉那样胆大包天、放诞不经。“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后作小诗，讥刺考官”。得到的惩罚当然是“辄被黜”。记录在采蘅子《虫鸣漫录》里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让那些喜欢探究事物根源的读者领略金自少年起就具有的那种非常人所能及的语言及讥讽天才。一次县府的教谕与训导——正考官与副考官——因为恶金平日所为，有意绕弯子骂人，出了一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试题难他，而金一笑之下欣然命笔：“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辞意间的转圜与张力天衣无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至“学博见之，亦无奈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类此。”当然以上说的都是前朝旧事。在朱明帝国的晚期，金迫于生计，在同邑乡绅戴宜甫府中担任家庭教师。其时他的处世面目随之从一个放言无忌的儇薄少年，突然一下子竟变为谈神说鬼、道行无边的资深法师。钱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也曾说他是慈月宫陈夫人后身。“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不识由愤世嫉俗遁而语怪耶，抑姑以钓名耶？二者或兼而有之，不然谦益望重，未必能得其文也。”邓之诚当年在《清诗纪事初编》里为勘破此谜看来也曾动过不少脑筋。一个吴中名僧戒昱在戴府作客时甚至亲眼看到过金披发闭目，口吐白沫，用一枝乩笔在沙盘上乱划，声称天台无叶泐法师神灵附身的滑稽场面。对此周作人的评价“少年狡狯 ”虽大致切中要害，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是内心深处无可排遣的怀才不遇之感所直接导致的行为乖张。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典型的玩世不恭。确实如此，相比于其时大部分江南才子都在秦淮河的妓馆花舫里醉生梦死，金的装神弄鬼总的说来不过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更荒诞也更刺激的表现形式罢了。

　　从那时起到1641年成为著名畅销书作家的十七、八年，在金的个人档案里一直是个可疑的空白。唯一知道的事实是这期间他结婚生子，并以化名正儿八经考中了一名庠生——相当于今天带工资读书的大学生。新出版的《苏州史话》一书搜集了大量金成年后的传闻轶事，这些文字为我们提供的金的形象尽管多少有些虚妄，但对那些愿意想象并领略他的精神风采，尤其是犀利的词锋的人仍然不无裨益。就像他喜欢的《水浒传》里的重要人物公孙胜一样，在后人的记叙中金被赋予神灵般的智慧与道行。因为他“醉则须眉戟张如猬毛，或掷铁灯檠于地”的豪侠，也因为他在当有人向他请教人生意义时回答“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时的机智。有好几次我禁不住要将金的生活态度与当初唱彻吴地风月场所的艳情小曲《挂枝儿》相比——尽管有些不敬，但形式上内容上确实都非常相似。比如入乡随俗，比如不拘形役。 “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辨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纳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这就是徐而庵在《才子必读书叙》中为我们描绘的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像。用毛泽东时代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善于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沿着《讲话》所开辟的光辉文艺道路奋勇前进的作家。如果不是生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末乱世，相信至少在北京沙滩时代的中国作家协会大楼里应该有他一个不错的位子。

　　至于很多书中所乐于述及的金的酗酒，估计也是在那段婚后的慵懒与政治失意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在前面刚提到过的曾为他才子书作序的朋友徐而庵印象中，我们的批评家似乎一直“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酒，日辄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个才子赵声伯偶然到苏州访旧，也正好遇到他与一帮哥儿们轰饮聚谈“彻三四夜而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 在没有迪吧与摇头丸的年代，这样的自我放逐看来也是忘怀心灵苦痛唯一的选择。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仍然只是金世俗面目的一部分。有关他清醒时和夜晚的生活由于鲜有记载，因此一向为人所忽略。事实上，从他几年后不间断地将精彩纷呈的大部头著作推向市场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余时间内他的灯火寒窗形象——读书与著述。在唱经堂市尘不侵、绿阴深锁的冬晚与春晓，在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少陵、施耐庵、王实甫等精神偶像的心灵交流中，他神游千古，笔如涌泉，喜笑怒骂，挥洒自如——这样的想象与假设，应该不算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吧！何况将精神面目隐藏在世俗行为背面原本就是金的拿手好戏。想想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比如《笑傲江湖》里令孤冲扮演的那个福建泉州参将吴天德，相信对我们准确认识十七世纪早期的金圣叹有莫大帮助。当然，在一般人眼里，这个家伙好酒贪杯，言谈怪诞，浑浑噩噩，高深莫测——确实让人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一个酒鬼呢还是绝顶武林高手。

　　当公元1641年金在评点本《水浒》里突然以著名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并迅速走红，很快令所有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朋友又都大吃了一惊。几年后批本《西厢》的出版问世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穷愁落魄的酒徒现在一下成了腰囊颇丰且为传媒注目的人物，其间的革命性变化除了愤时嫉雅的艺术精神和对商业的熟练操弄，也寓示着这位天才语言大师的锋利辨舌已逐渐厌于对人世的嘲弄，开始将他开玩笑的对象锁定为书中的古人。他一上来就拿《水浒》《西厢》开刀，一望而知是打定主意要和一向深恶痛绝的以礼义为基础的中国正统文化对着干了。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怀才不遇、积怨满腹的底层人物，这样的激进姿态也不是不好理解。令人惊惧的思想锋芒加全新的艺术形式，这就是金私下里为自己准备的、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秘密武器。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处心积虑发动的这场革命的目标几乎覆盖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其中既有美学原则关照下对原著的腰斩与增删，也有将总批、读法、序言、眉批与夹批混合使用、滚动操作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独门手法。在某些章回与段落，他甚至经常在叙述的高潮部分让笔触突然中断，转而扯起与此毫不相干的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市井轶闻——一种典型的欲擒故纵与好整以暇，从而令对作者隐私一向感兴趣的那部分读者着迷。市场对此反应强烈应该已在意料之中——特别是在南方城市。大众阅读阶层多少年来一直期待这样又精彩过瘾又能启人心智的文学读物出现。当然那些钦佩他推崇他的人对此中明显隐含的商业意图显然未能察觉。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轻而易举获得的荣誉，认为金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有伤风化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至少当时掌握话语权力的那些成名人物是这么看的。在一个仍然习惯以诗歌成就作为衡量文学才赋唯一标准的时代，金的另类做法遭到来自主流文化的抵制与冷遇应该不难想象。他们既妒忌他的成功，又为他愤世嫉俗的大胆作风深感恼火。尤为可恶的是这位言谈放诞、举止粗鲁的市民的儿子竟然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的评价。他关心的似乎只是自己新书的销售程度，以及读者的反应。在苏州、松江、南京等地的坊间，他前呼后拥、装疯卖傻，任由书贾老板们将他包装成风头正健的畅销书明星，并以来者不拒的态度坦然接受由此而来的知名度与滚滚钱财。

　　关于归庄与金圣叹的那场争吵从一开始就表现得相当令人扫兴，犹如几个世纪后作家王朔对他一个同行金庸的攻讦——简直就像是以沙袋作为攻击对手那样的拳击赛。金就是那只沉默的沙袋。《柳南随笔》的作者王应奎在记录当时的情状时使用的笔法十分耐人寻味。“初批《水浒传》行世，昆山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而又批《西厢记》行世，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在十分含蓄地表明了自己倾向的同时，又介绍了金的著作在当时几近洛阳纸贵的那种受欢迎程度。先后加入对金作品攻讦的还有尤侗、陆文衡等人。从对来自主流文学的蔑视始终置若罔闻不加辩驳这种奇怪现象来看，作者的内心相当沉着。也许在金看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其余一切完全可以不计。在这一点上中间隔着三个世纪的两位金先生的胸襟气度多少有些相似。次年《才子必读古文》的选评出版，再次将金的人气指数推向了高潮。有人看见他在吴地的各种文学集会上频频出现，尖脸秃额，目光如电，生活中的形象与作品里形象天然合拍。身穿一件襟上袖边到处都是斑斑酒痕的肮脏长衫，怀里揣着鼓囊囊的银包和大叠文稿，妙语如珠，到处受人追捧。以至有好几次被没见过他的人当作是某个仗着祖上万贯家产过日子，满身铜臭的乡下土财主。对此金的态度是非但毫不介意，私下里甚至还视作是自己一直期待出现的某种戏剧性效果。

　　评点本《水浒》《西厢》的问世奠定了金在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界的地位，这方面的里程碑意义恐怕至今无人能及。尽管此前已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热门小说提供的启示，金却是这帮人中干得最出色的。在他为自己制定的总题《六大才子 书》的系列写作计划中，尚有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等历代名著有待完成。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艺术的宏丽和思想上的离经叛道。鲁迅先生当年为讥讽考据派所需，曾将金对前人著作的出色阐述解释为“只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失公允。在我看来金圣叹等人代表的是十七世纪手工业萌芽时期典型的市民精神——朴素、粗犷和朝气。这与袁中郎、王百谷辈的矫情与风雅简直就是两回事情。事实上他自己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里也曾反复强调“文章最妙，是手写此处，目注彼处”“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是天下万世锦绣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这段话既作为金艺术上的夫子自道，也对一向令人困惑的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切中綮要，腠理自现的澄清。而在包括诗歌在内的其它文学样式上，我们将有幸看到金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看来生动的口语与白描手法并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影响他的艺术魄力，反而赋予他作品一种粗犷、野性的力量。被辑录在《唱经堂诗选》里的那些诗先后得到沈德潜、袁枚等诗坛大家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作人当年在不同场合也多次提到，对金《西厢》卷首的大文，托名施耐庵的《水浒传序》，以及唐诗制义里的那些谈诗的短札，他一向是作为最好的散文来对待的。以下这个例子也许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当时在文坛所受重视的程度。金生前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唱经堂唐诗评》一书，而从顺治版的《而庵说唐诗》卷首星岩居士梁纬的跋来看，崇拜他的同时代文人确实不少。“余于清人诗话中得金圣叹、徐而庵两先生，其细论唐诗透彻骨髓，则则皆中今人之病，真为紧要之话。”考虑到此人本身名气不小，这样的评价也算得上荣幸之至。据周作人先生后来考证，“星岩本名梁川孟纬，妻名红兰，皆以诗名。”

　　入清以后金圣叹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固有形象突然又一下黯淡下去，甚至模糊难辨，我认为这主要出于他主观上试图保持低调的自我设计。其批评的对象也一反往昔的激进与锋芒毕露，开始对像才子古文、唐诗、时文精选这样的时尚读物感兴趣。出版界的鼓动与重金诱惑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新的政治格局下处世面目的无所适从和试图重新确认。“佳瓷既损，必无完理，反复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饭后无事，翻倒敝箧，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有或亡，总之无有还理，背人取火，拉杂烧静。”虽然不能肯定他眼中的新旧逋欠文契与碎损佳瓷是否象征覆灭中的前朝故国，但纪录在《人生三十三快事》里的这些沉痛惊警之论，说没有一点“微言大义”的意思在里头也是不可能的。同时那段时间里他突然热衷于写诗也并非完全事出无因。考虑到当时我们这位前朝遗民的复杂心情极需寄寓与承载，一向以含蓄蕴藉见长的诗歌形式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最佳选择。

　　一个知识分子在结束暴政的异族统治面前所持的立场应该是什么？不管别人怎么样，在合作与对抗这一常见的毫无新意的格局中，金为自己选择的方式是既不合作也不对抗——一种纯粹的中立态度。这可以从他《咏陶渊明抚孤松图》的“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和《咏柳》中的“陶令门前白酒瓢，亚夫营里血腥刀。春风不管人间事，一例千条与万条”看得出来。与他持同样政治观点的当初似乎还有冒辟疆、余淡心、李渔等江南名士。所幸的是，那时的政府尚不至于象后世的某些朝代那般苛刻。个人的生活习惯和隐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唯一的要求是脑后的辫子——作为某种政治符号和底线。有关他顺治年间的生活情况一向少见记载，除了偶尔发现他去太湖东山大女儿家的贯华堂读书度假外，大多时间想必都在唱经堂中著述自娱。因为对他来说，写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从“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 ，“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这样的寄兴文字中，似仍可略窥他那时日常生活的片断与情趣。

　　金圣叹兼有艺术家的天赋与商人的精明，但他显然对仕途功名一向缺少常人所热衷的那种浓厚兴趣。已被学术界考定为金伪撰的那篇贯华堂所藏古本施耐庵序很好地描述了他甲申前后的思想轨迹——提倡闲适人生和嘲笑功名利碌。取材于《论语》故事的个人笔名圣叹，据金的一位资深研究者张国光先生分析，其本意也不外乎“以孔子赞叹的不愿作官的曾点自比”。当然那时除了金以外，出于各种个人因素厌恶科举，梦想通过其他途径取得人生成功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但象金那样能将艺术与商业加以如此巧妙包装的作家确实非常少见。无论评点杜诗还是编辑考试类用书，他都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赢得市场。在明末清初愈来愈看重金钱和物质享乐的文学界，不少人将他的成功视作经典个案，并作为自己膜拜与模仿的对象。比如稍后的张竹坡与李渔。邯郸学步为《姑妄言》写回评的林钝翁。还有乾嘉年间以脂砚斋为首的那一批致力小说评论的落魄文人。至于清代地下政治组织天地会以金批《水浒》序言中“以天地作父母”一语喻意命名，流谬颇广的《古文观止》无论篇目及评语均照抄金的《才子必读古文》，则可以从另外角度看出金的一生于后世的魅力与深远影响。

　　廖柴舟的《金圣叹先生传》作于十七世纪后期，迄今为止仍然是搜集金的生平最详尽的著作。这位虔诚的广东人一生的很多时间被用于寻访金的遗迹，包括收辑著作残稿，遍访亲友，到金的故居苏州憩桥巷实地踏勘。他有一种荒谬的个人见解，那就是金之所以有那样超众的才华与见地，全部秘密在于有某种神灵附身。艺术之神通过金的肉身发言与布道，这就是廖试图为我们描绘的荒诞情景。在文中他甚至还给金的死因抹上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其中的一个真假难辨的细节是“其解杜诗时，自云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以为戒。后以醉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遂罹惨祸。”这与尤侗在《艮斋杂记》内所胡说的什么金解“律诗分两截腰斩，是身首异处之兆”简直同样荒唐。据邓之诚先生考证，“(尤)侗之诋为争才子名 ”。而廖燕是将金视作精神偶象，以至被越缦堂主人李慈铭讥为“瓣香所在，自居何等”的人。在试图解析金的被杀时，两人却表现得异口同声，这的确是非常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金的笔力与才情已经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与想象。如果不是几年后哭庙案的意外牵连，他也许会象唱经堂窗前的那几十株迅速拔高的芭蕉那样，用不可抗逆的浓阴与勃勃生机覆盖他所处的文坛。

　　将金圣叹与冯梦龙、凌濛初等其它畅销书炮制者区分开来，是因为金字里行间那种很难为商业气息漫漶的思想光芒。他也不象吴梅村、余怀等人那样，企图通过饮酒品剧、伎乐歌吹这样的世俗享乐忘怀自己的遗民身份。他是喧哗中的沉默者，又是酒鬼堆里最清醒的家伙。无论小说回目前大段大段的议论或诗中的某个用词，都是他人生见解的酣畅表达。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明代的李贽 ——另一位风尘高人。从两人对《水浒》与《史记》的评价中，确也可以看出只有艺术大师之间才具有的独特眼光和相象之处。

　　另一位艺术大师李渔同样对金惺惺相惜，尽管这一点许多年来罕有人知。在《闲情偶记》一书的第三卷，李在谈到金本《西厢》对戏剧界的贡献时说“ 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之填词为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作祟的前提下，这样谦卑的恭词竟然出自一向狂负简傲的李笠翁之口，其中的意义确乎非同寻常。晚清的梁启超甚至以历数生平恨事的方式表达他对金的仰慕并详述其理由：“余于圣叹有三恨矣，一恨圣叹不生于今日，俾得读西哲诸书，得见近时世界之现状，则不知圣叹又作何等感想。二恨圣叹未曾自作一小说，倘有之，必能与《水浒》《西厢记》相埒。三恨《红楼梦》《茶花女》二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先生之批评。”按照这样的推崇备至来看，如果金果真遂梁所愿生于同代，而戌戊变法又能侥幸获得成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样一种推测，那就是梁肯定会力荐金出任新政府首任文化部长。

　　让金圣叹来评点大仲马的《茶花女》会是怎样一番新鲜模样？这样让人忍俊不禁的奇想，也亏梁启超的政治脑袋想得出来。不过说起来金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倒还有几分相象之处，除了生前同样未能有足够时间来完成手头的著作，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也始终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想想当今的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古龙等无故受到的非议，就不难对金在当时文坛的处境有深切的感受。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六六○年当他偶尔得闻顺治的一番知音之论，要禁不住感从中来，泪流满面。尽管如此，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一个一边对政府冷嘲热讽一边感恩涕零，写下颂词八章的人，该是怎样一副古怪的面目？

　　也许正因为金政治形象的一向诡谲与不易把握，我对他一年后在哭庙案中突然以政治极端分子的面目出现始终抱有深刻的怀疑。在某些论者笔下，他甚至被说成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与组织者。由于他名闻天下的文名，作为导火线的那张揭告吴县知县贪赃的疏状也被理所当然认为出自他的手笔。对此新出版的《苏州史话》虽然也倾向于认为金并非此案关键人物，仅仅因为在审理过程中与主事者的同学关系才被牵连。但对金的知名度与社会名流身份在当时意欲扩大战果、邀功请赏的主办官员眼里的价值仍然未加重视。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再加上他一向为地方当局所恶的傲世、奇谈、无视名教等所谓恶习，才有可能对金何以在最后被作为哭庙案首犯处死，家产籍没入官，妻儿流徙辽阳这些惨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既然我们已在讨论金的死因，那就不妨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过程与背景吧！对于不明此案真相的那部分读者，这样的精彩回放对他认识历史乃至现实想必不无裨益。首先要进入我们视野的两个关键人物是任维初与朱国治，当时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吴县知县和江苏巡抚。顺治末年江浙一带由于连年灾歉加上张煌言、郑成功等前明余部对沿海诸郡的侵扰，使国家的税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士民缙绅阶层拖欠应缴税粮的情况十分普遍。素有酷吏之名的朱与任手里因有朝廷的加急诏令，自然将催讨工作开展得格外如火如荼。但这时被突然曝光的任假公济私、监守自盗一事很快成为当地最令人震惊的新闻，并引起普遍的愤怒。在吴县百姓大多釜炊告绝，儿女啼饥的悲惨状况下，他们的父母官竟有三千余石粮米通过亲信吴行之在苏州的米铺里秘密出售，这是怎样叫人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一场以罢免任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于是初显雏形，主事者为苏州府学的一大批热血学生。他们私下集会，制定纲领，反复计划。而几天后顺治的突然崩驾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表演舞台。

　　公元一六六一年二月四日上午，市东郊一向清静的文庙内素幡垂地，哀恸惊天，作为苏、松两郡皇帝灵位的设祭之所，当地自巡抚以下大小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按规定一连三天在这里哭哭啼啼守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学生代表突然冲进来鸣冤呈揭，要求立即以贪污罪惩治吴县知县任维初。与此同时他们说服教育局长程邑打开树有孔子塑像的文成殿，以传统的对圣人木主哭诉的方式鸣钟击鼓，声泪俱下，并在短短时间内很快争取到市民学生一千余人的支持和参与。纯粹从政治手腕与组织才能上来看，他们的策略相当高明，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选择任的上司兼后台江苏巡抚朱国治作为诉求对象显然是他们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向一个更大的贪官举报一个贪官，何况两人的关系又相当暧昧，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在经过短时间的利弊权衡后，朱当即下令以惊动先帝灵位的罪名将为首学生十余人收押在狱，其中甚至还有被控贪赃的任维初本人——作为某种政治策略和对民情的抚慰。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记录表明金圣叹已在被捕者名单中或他具体参与了这次流产的学潮。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是：当时金的真实面目并非台上的演员，而仅仅作为观众和看客。以同情者的身份挤在人群中关注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应该符合我们熟悉的金中年以后的政治性格。

　　从二月四日事发到四月二十六日金被突然逮捕这八十余天不妨视作哭庙案的第二幕。主要演员为江苏巡抚朱国治。事实上这整场戏似乎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尽情表演。一方面他给北京打报告，诬称学生“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摇动人心倡乱，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哭庙纪略》)。同时还暗示此事与当时令朝廷震怒的金坛叛逆、镇江生事等案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在主审官苏松道台王纪明明已取得任出售赃粮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连夜使人于道(台)处取供改之，即发一牌于任维初，高抬岁月，其略云‘兵饷甚急，多征粮以备不虞。’盖欲己与任立于无过之地也。”(《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这样一来，贪污的恶官仿佛川剧变脸般一下成了朝廷的功臣，爱国的学生转瞬间却沦为煽动暴乱的罪犯。等到案情看来已顺利地朝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朱于是开始了加紧对漏网学生的搜捕。这时的一个特殊人物是苏州府学教授程邑，在他所谓被迫提供的那份名单上，丁观澜、金圣叹的名字赫然在目。

　　程某在哭庙一案中究竟担任了何等角色——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我已有多年。从他自学潮初起之际即上书参任以示呼应，并为之奔走这些事实来看，显然是这场运动的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这一点也正是他令朱衔恨的主要理由。仅仅因为与朱的上司——江浙总督朗廷佐的师生关系，才在后者的庇护下得免株连。但紧接着发生的向官方提供闹事学生名单一事峰回路转，从而使任何打算确认他事变中真实立场的努力变得非常困难。对此我的个人推测是他与金之间可能存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个人恩怨。考虑到金平素嘲弄礼仪，鄙夷名教，考试中多次胡作非为等放肆行为——对作为当地最高教育长官的程多有得罪— —这样的推测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么样，在朱喜出望外获取名单的第二天下午，金即在苏州憩桥巷的家中遭到逮捕。一则传闻说他即使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仍然谈笑风生。当时他正在厕所里出恭，执行缉捕命令的公差在厅堂守候。也许“恭”“公”的刚巧谐音给了金灵感并使他忍俊不禁，以至一出来就迫不急待笑指着公差对他的朋友们说：“此谓之公人。”还有一则传闻相比之下也许更为可靠一些，那就是他临终前所写的那两句诗——是赠给前去探狱的一个朋友矍斋主人的。其时他被收押在南京总督衙门的死牢里已有三月之久。由于自知死期已近，诗中不禁对自己生平的未竟著作满怀担忧与怅恨：“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总算唐诗评点工作的完成让人稍感欣慰，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这些书怎么办呀！)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因为对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让他在自己的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之间进行选择，无论就其价值与重要性而言，前者都显然是较后者更值得关心的东西。

　　在少年皇帝康熙登基的初期，有一种令历史学家值得深思的现象。那时正常运转中的国家机器突然出现一种心律紊乱般的恐慌。苏州与湖州由于被确诊为是作为主要发病区的左心室与右心室，很快受到包括斧钺刀剑在内的各种医疗器械的强行干预。“奏销案”“哭庙案”“庄氏史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相继发生，刚尝到几年太平盛世甜头的江南士子转瞬间又状如惊弓之鸟。没有比江山的稳固更值得统治者关心和重视的事情了——历史学家早就这样告诉过我们。在风尘仆仆的古运河两岸，一批批身系囚械被押解进京的缙绅名士就是最生动的说明。衙门开始收缴违禁书籍，各省的文教官员奉命即时检查各类自费出版的文稿。我们熟悉的苏州观前街两侧铺面气派的大小书局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在不到一年以前，这里尚以全国最繁华的图书产销中心著称——此时却门可罗雀。

　　金圣叹在此期间的不幸遭遇之所以许多年来一直让人同情与惋惜，是因为自始至终笼罩在他身上的那种悲剧色彩——作为一场未遂民主运动的无辜的牺牲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事发当天他不在现场或象余怀、李渔那样生平拥有多位政界朋友，那么事情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副面目。至少保证他能有机会将评点进行到底并带给读书界更多的惊喜。我甚至还设想过他被捕后设法绕过朱将自己的冤情直接向名声不错的江浙总督郎廷佐申述，或作为某种权宜之计委人与程商情，为自己平日的所谓放肆言行表示悔意，以求得对方宽恕——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可能。但现存史料除了提到他初次过堂时因非常奇怪地“呼先帝名”，以至被当场掴了三十记耳光外，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曾试图为自己的罪名辩驳与开脱。也许在金这样深谙佛理的人看来，人世的事情原本就如浮云过眼一样亦真亦幻。“为汲清泉淘钵器，恰逢青鸟吃小虫”，事实上在数年前所作后来为周作人誉扬不止的《今春》一诗中，我们发现他对人生的谵妄与虚无就曾作过精彩描绘并感慨良多。因此，以一种纯粹以身饲虎式的大慈大悲接受命定中的一切，或许有可能帮助我们对他入狱后令人困惑的沉默表现作出精神上的解释。

　　生活在一个由“博学鸿词”(一种破格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文字狱”交替组成的时代里的复杂感受是确实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依然散发出理想的魅力，而作为运转机制的文官集团却大多由庸才与贪官组成。知识阶层被允许享有包括同性恋、雏妓、结社、做官、声色犬马在内的全部自由。但一旦他们的目光试图从四书五经、程朱理学间抬起来，对循环中的现实秩序哪怕提出些微质疑，等待他们的很快就将是另外一种命运。金圣叹作为这方面一个不幸被选中的代表，将对所有意图不守安分的那部份人起到良好的警示与恐吓的作用——这就是他何以被强派为哭庙案主犯处决背后的真正含意。我们以下还将不无凄然地看到，即使在狱中，金的待遇也并不象文明社会那样，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犯身份奢望有所改善。虽然据说精神看上去还不错，但那些年青闹事学生“时当盛夏，流汗积项成膏，腐肉满于铁索，其苦有不忍言者”这样的刑罚与虐待，想必他同样也不能幸免。但那又怎么样呢？金当然不会对这样的小事在意。谁会相信一个不关心自己生命的人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呢？

　　据可靠记载金圣叹临终前将事情变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帝王身上。他刑场豪言壮语的另一个版本是“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从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喊叫顺治名字这一细节也可看出，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对作为自己读者兼知音的皇帝本人仍然充满感遇之情。一个朝廷的拥戴者最终被朝廷作为它的叛逆者处死，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比这更大的笑话和讽刺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戏剧性效果，几天以后，当他在前面提到过的南京三山街的临时刑场被斩首，他的妻子默默地将他的头捧在手上，他的儿子、两个女儿哭叫着在人堆寻找着他的尸身。在素有火炉之称的这座南方城市夏日明亮的阳光下，他的头颅仿佛一个盛放冰火两种极端物质的精美的容器，又像是为现实光线所勾勒的一团浓重、复杂的阴影。我们看见上面的须眉与皮肤，半白的鬓发，满脸的血污，与脖子连接部分切割后所形成的犹如灿烂花朵般的横截面，眼中的安祥之光，仿佛还在口吐珠玉的微笑的嘴唇。我们甚至还看见隐现在他头颅内部的思想的锋芒和智慧的莲座。当然，对做为这一切所构成的他一生中的真正面目，尽管观察了很久——非常遗憾——最终我们似乎还是没有能够看清。

　　本文节摘自《阴阳脸》，柯平著，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