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这一代，有趣得很。皇帝们嗜好奇特，大臣们倒声名卓著，就连思想界的“异端邪说”也令人瞠目结舌 　　

　　若是走在明朝晚期的大街上，随口提到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李贽又出畅销书了？还是上讲坛品孔子了？”热烈之情溢于言表，连顾炎武都有点酸溜溜，说是“一境如狂”啊。

　　思想家做到这个份上，成大众偶像了，肯定得受点争议。不过，李贽惹的争议实在太大，他一竿子捅到底，把深宫里的皇帝给惊动了。万历皇帝调来他的案子一看，出身没问题，履历很简单：先做官，后做和尚。正准备放他回老家算了，没料到李贽用一把剃刀在喉咙上轻轻一割，揭开了他狂放思想中最后的答案：做自由烈士。

　　做个傲慢清官又何妨

　　不管李贽是多么“离经叛道”，有何等“异端邪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做官。

　　李贽祖上跟朝廷颇有渊源，曾奉命下西洋经商，虽不像郑和混得有头有脸，但总算富甲一方。可惜犟小子李贽1527年初冬在福建泉州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嘉靖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海禁”已起，家道中落。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谋出路，希望靠读书闯出一片天地。天才儿童李贽一鸣惊人，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这下好了，特长一栏既然填上“写作”二字，只好锦绣文章卖予帝王家。很快，26岁的李贽考中举人；4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

　　后世有欧洲人米卢对着足球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明朝高材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仅有两个特点：一、傲慢；二、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八、九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禄俸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耻于官场暗流，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防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竭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25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

　　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