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老毛病在改观，可是新问题也在涌现。而经济发展之后，我们要的则是尊严

　　和柏杨夫妇能够有长期而大量的沟通，既源于往年的一次采访，更是因为猫。

　　能够采访柏杨，是因为他的书不断在大陆出版，而他当时还没有宣布“封山”。后来能够和他们夫妇不断聊一些问题，却因为我们是“猫友”。

　　柏杨夫妇曾经养过一只暹罗猫“熊熊”。那是柏杨送给夫人的结婚五周年礼物。出生不到一周，有条腿还不太好，是同一窝中最弱小的一只。

　　熊熊在柏杨夫妇的照拂下，幸福地生活了20年并给“二老”留下了甜蜜温馨的回忆后安乐长眠。按人的寿命来参照，就是140岁了。

　　因为我家也有一对身世堪怜的猫，所以成了“猫友”。

　　“猫友”之间的谈话，持续到今年的5月，话题涉及国民性批判、人的尊严、文物捐赠、婚恋、学历、两岸、青年、媒体、台湾现状等方面。当我把这些有意无意聊出来的东西整理好，准备发表的时候，遇到难题：由于健康原因，2006年9月，柏杨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

　　5月7日晚上，柏杨夫人张香华在电脑上急切地说：你看这怎么办才好呢？我们已经发表过声明不再接受采访了。你这里要是一开口子，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转而她又说，你现在是掌握采访资料最多的人，你见到了两岸记者通常情况下不能全见到的人。不写出来，我也觉得不好。

　　两难之际，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一个可以替柏杨说话的人：朱洪海。他是柏杨图书在大陆出版的总策划，也被张香华看作是他们的代言人。

　　通过代言人的方式，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对于柏杨夫妇，免去了“炒作”之名，而我，又得以发表文章。

　　“唉，都是因为猫，我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对此，张香华仍然表示愧疚。

　　中国人还丑陋吗？

　　中国人是不是还丑陋，这样的问题问到柏杨，他也无法一下子回答。

　　肯定有改观，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柏杨认为。

　　在这一“国民性批判”提出来的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起飞、生活改善、文明与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进取方向更为明确。

　　但是正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所说：我们一直需要柏杨，即使是50年后，这种“国民性批判”也是必要的。中国人在酱缸里酱了几千年，身心的僵化不是几十年能够彻底改变的，如同阿Q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消失一样。

　　您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研究始于何时？为什么是这一时期？

　　具体的考虑是在狱中，经历牢狱之灾，才能够身临其境思考这个问题。怎么会遭至杀身之祸？很爱这个国家，很忠于国民党，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呢？

　　入狱前的杂文，是准备与序幕。国民党军队撤到泰国与缅甸，没有公道、没有公平、没有法律，这样的社会非常可怕。最根本问题法律还不是最高的，人治社会，人又不公道，怎么评判一个事情，只有畏惧权势。再加上封建的历史，中国人的奴性就是从这里来的。

　　一生都是不受框架的、是野生动物，不受传统的教化，很多感悟是从生命出发。经历过很多都是不符合人性的东西：包括父亲葬礼、继母与父亲吸食鸦片以及继母虐待。

　　在学校运气不好，性格也不好，没什么温暖。所有的回顾，让我在狱中开始严肃思考。

　　另外，当时也只能看历史，因为跟当时社会有关的不能看，跟时事有关的不能看，你说能读《新世纪》吗？要么你就读洋文嘛。

　　上个世纪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这一演讲在台湾屡遭拒绝，您为什么矢志不渝一定要讲出来？

　　希望得到共鸣。用这种方式来发声，想刺激大家一下。我就是个中国人嘛，只有我有条件能骂，这也是个立场问题。如果是美国人在骂我们，我们怎么听？我们不愿意听!

　　在爱荷华大学有人有情绪，说你为什么讲这些话，不带来些鼓舞我们的话？意思是你不爱国。

　　我说：你拿什么护照？你拿美国护照。你很爱国为什么不呆在中国？为什么拿美国护照？这当然是反驳他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