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年底，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安亭，是京沪线上上海以北嘉定县境内的一个小站。几十年来我多少次乘着列车从它身边经过，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谁能想到它会在1966年年底的一天，突然成了一个政治舞台，居然在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了?
　　
　　有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幕。
　　
　　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讲到“安亭事件”，不能不先讲讲王洪文。
　　
　　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部，党员，当过兵，打过仗，用那时的说法就是“根红苗正”。这个人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成了他个人野心膨胀的最好温床，而“根红苗正”又恰恰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有利条件。
　　
　　1966年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策划和导演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了，这就是后来臭名远扬的“工总司”。
　　
　　工总司的头头们是经过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串连、煽动而聚集起来的。他们中有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这伙人于11月6日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召开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交流经验会”，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煽动下，控诉上海市委“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陈丕显、曹荻秋要罢官”。王洪文发言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贴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党委包庇反革命，被他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是比较深的，因为我是受压的。”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补充说，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以免别人误解。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则感到不满足，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他说：“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上海的工人就都归我们管了。”造反派们推举谁当总司令时，王洪文又自我吹嘘地向大家介绍说，他当过兵、入党早，是厂里保卫科干部，一贯表现好等等。于是，大家就推举王洪文当头头，官瘾十足的王洪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工总司”的“总司令”。
　　
　　11月8日，在上海市区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