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敌人为阻挡红军从泸定桥上过河，确曾下令拆除桥板，但守桥的川军是所谓“两枪兵”，就是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战斗力很差，拆桥板的速度也极其缓慢。他们只拆除了一部分桥板，红军就赶到了。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它打破了蒋介石妄图让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开拓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和红军北上的道路。长期以来，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有不少亲历者、记者、作家和重访长征路的人士，写出许多生动的故事，使强渡大渡河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述更加丰富多彩，但是也出现了某些有违史实、添枝加叶或互相矛盾的差错和讹传。

　　本文以50年前采访强渡大渡河的亲历者所获第一手史料为据，对一些失实和讹传予以订正和纠正，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

　　1957年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我作为解放军报记者，曾访问了亲历强渡大渡河战斗的杨得志上将、孙继先中将、赵章成少将、李得才大校和多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他们向我讲述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具体经过。在1957年7月27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我采写的访问记。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我翻出50年前的访问记录，同时参照部分第一手资料加以整理，并对某些差错予以订正，希望有助于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强渡大渡河的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过去，关于大渡河的电影和纪实作品中，存在着忽视集体领导，突出个人作用的倾向。实际情况是，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张闻天任总书记)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很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和作用，一切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不是个人可以指挥、调动一切的。过大渡河也是一样。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遵义会议制定的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17日(一说为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同志，又在四川礼州附近的铁坑开会，讨论行军路线，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取道冕宁过彝民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经会理、德昌、泸沽抵达大渡河畔安顺场。这条路线与72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渡过金沙江后走的路线非常相似，而安顺场一带正是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

　　在红军抵达大渡河前，蒋介石于5月中旬飞抵昆明，调动中央军十余万人，川军五六万人，部署在大渡河畔堵截红军，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而红军也以红军不是石达开，要强渡大渡河，为全军开辟胜利的道路，动员和鼓励指战员。5月22日，《红星报》在《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提出，“要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迅速强渡大渡河，配合红四方面军，实现“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的战略方针。

　　英勇善战的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作为全军的先遣队，担负抢占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的任务。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5月24日晚上到达距安顺场十五里的一个小村子。这时，在南岸守卫安顺场渡口的敌人，是国民党二十四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北岸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五旅第七团韩槐楷营。韩营从南岸撤到北岸时，把南岸的渡河船只、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并在安顺场满街堆积柴草，准备放火烧尽民房，而赖执中是当地的恶霸地主，安顺场的一大半房屋和财产是他家的，舍不得在红军到来之前就付之一炬。这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二师五团在大树堡佯渡，并广为散布我军将由此过河，去攻打成都的消息。敌人以为红军可能走通富林的大道，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安顺场。赖执中留下一只准备逃命的木船，派一个班看守，又派部队分头在街上巡逻，守卫他的“公馆”，自己睡起了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