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号称历史文化名城，享誉中外的是“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再加上一个闻名遐迩的君山。集名山名水名楼于一体，融历史文化思想于一楼，此为岳阳之大观。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范仲淹那篇千古雄文《岳阳楼记》。然而，从初读名文到背诵名文再到数度登楼读名文，心中总有一个情结排解不掉：范仲淹真会作文。因为眼前之景与文中之景相差十万八千里，不好理解。只能认为，今日之景不同于古代之景，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心中之结依然未解。在吟咏执教之中越结越大，许多疑惑纷至沓来。一、“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作为一个褒扬词，一般是以整个国家为颂体的，不能以一州作为颂体。官场摔打数十年范仲淹应知这点。且滕子京上任一年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也说不过，再加之庆历四年“岳州地震”[1]，在短期里也不可能政通人和，只能是赈灾救困。二、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虽说是实，但在岳阳楼上西望南观是得不出这种结论的，只能是一种想象之境，可谓之意象，也可谓之心象。三、霪雨霏霏，连月不开，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则一定不是实境。姑且不说霪雨连月而下千年难有，虎啸猿啼肯定不会出现在八百里洞庭湖上，因而这种悲境只能是心中意化之境。四、“渔歌互答，此乐何极”和“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不是真乐。一方面，我们从来就不相信所谓的田园牧歌。劳动者在谋生存的时候，艰辛痛楚是主基调，只有吃饱了闲着没事的文人骚客才会如是观之。一方面，土大夫之贬官把酒临风，也不能喜气洋洋，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来是孟子说的，含有很强的民本思想。范仲淹经常自诵：“土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2]含有很强的君本思想。而今隐去一个“士”，依旧是君贵臣卑的思路。只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引申成了新义，才越发为人所着重，但这种看重已远离范记之本义。六、时六年九月十五日。这个日期一向被人忽视，是年，范在邓州任上。前年冬月辛卯，范仲淹被罢安抚使，知邓州。仲淹先引疾求解边任，此日改知邓州。此后，范又知颖州，当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于皇佑四年五月甲子日在徐州病逝。因此，《岳阳楼记》应是范仲淹贬谪垂暮之年写的一篇应景之作。
一篇应景之作成为千古雄文，这一定是心血浇铸凝固而成。朱东润先生说此文“通过写景以抒情，又转而言志，颇具匠心，最后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出作者积极有为的抱负与思想”。[3]这一观点也基本是各家各说的概括。但景为何景，情为何情，志为何志，大家都没有明确交代。“当然作者的忧乐有其特定的阶段属性，但在自身正处江湖之远的境地中，仍能坚持进步理想，则是可取的。”[4]也是语焉不详。事实上，对《岳阳楼记》的读解近乎一统，是有违文学欣赏规律的。也有可能远离作文者之主观意图。应该说，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岳阳楼记》之三昧。
众所周知，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是思想的载体，思想的载体则是人。楼以文传，文以楼传，人以文传这是滕子京的夙愿，也是范仲淹的夙愿。所以，只有留下血肉文字才有可能达此目的。因此，本文作为一朵心花必须是心血浇铸。很多高手都写过洞庭湖和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明是写湖，暗却是写干谒。那宽广浩大气势磅礴的洞庭湖无疑是自己能力的曲笔展示。尔后湖又淡化成了横亘在仕途中的天堑。不然，其内在意链就会嘎然而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的此联足可以和孟联媲美。一般都被认为是写景，但一与“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对照则会看到，原来杜甫写的是国家四分五裂、江山风雨飘摇的社会之景。却原来，每个写洞庭湖、写岳阳楼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和立意，那么，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到的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饶有意味。很显然，为写记而写记是不可能的，为碍于老朋友老部下的盛情约撰而完成应酬文字也是不可能的。仅凭一张《洞庭秋晚图》而贸然作记同样不是范仲淹的性格，五十多岁他绝对不会如此轻率贸然。问题是，范仲淹毕竟写了，而且是大手笔，快炙人口，流芳千古。自然，其写作动机已无人考证，但一定是有话要说。从作品本身来看，一定有着非凡的能触及人灵魂的东西存在。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岳阳楼记》根本无心写岳阳楼。全文除“乃重修岳阳楼”六字外，再没提及过楼。其次，《岳阳楼记》也不是写湖状景，没一处是实写，全是虚写想象之湖。第三，也不是写迁客骚人。因为迁客骚人的“感慨而悲者”、“其喜气洋洋者”都是与湖的变化相关联的，与庙堂、江湖无关。排除这些，只能落脚到写贬官。“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写贬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仍是写贬官，“是进亦忧，退亦忧”，还是写贬官；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岳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范氏的口头禅，只能是贬官的心音。依我们理解，《岳阳楼记》所写的景是贬官的心象，所抒的情是贬官的心声，所言的志的是贬官的情怀。这才是《岳阳楼记》的真正面目所在。
顿时，我们眼前豁然开朗。
请看，起笔一个“谪守”二字，近乎横空出世沉重而庞大。因为这个“谪贬”是朝廷钦定的，封建臣子不但不能反抗，而且只能感恩零涕接受。公开言说，一定是吃了豹子胆。范仲淹居然将其写进文中，悬于楼厅，大白于天下，一定是满含痛楚与愤怒，才敢这样不顾一切。同时，在谪守任上，滕子京做出了重修岳阳楼的辉煌业绩，这也正中其下怀。贬官有所作为，证明其才高志大是实实在在的贤者能者君子。非常明确，范仲淹在为贬官鸣不平，歌功德。
事实上，范仲淹此时也是一个贬官，而且是无罪而遭贬的官。这里有必要介绍范的身世。一、他出身贫寒。“生二岁而孤，母贫，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读书僧舍，日作粥一器，分为四，早暮取二块，断齑数径，少入盐以啖之，盖三年焉。至是登第，除官，始复姓改名，迎其母归养。[5]”二、他为官慨然有志于天下，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心，且有所作为。在苏州，他率众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治水有方。有延州，他治军有功，西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在边陲，“为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6]在朝廷，他被擢任领刑事，推行庆历新政，提出著名的十点主张。这事就发生在庆历三、四年。三、他数度遭贬谪，第一次言事无所避，因得罪宰相夷简，而被贬往饶州，时在景佑二年，欧阳修为其鸣冤也遭连累被贬。第二次被贬是庆历四年，遭章得象暗害。范请罢政事不许，二乞罢政事仍不许，上表谢却被无罪贬。第三次是庆历五年十一月，帝下诏，“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史”。这次范仲淹已无留意，他先称有病，请求解除主持边防的职务，结果是贬往邓州。四、范仲淹因舜钦和益柔二位傲骨文人侵犯权贵而遭陷害。由于此二人是范推荐的，他也因此坐罪。还有，在杜衍诬害滕子京时，范仲淹也据理力争求保。之所以从史书中挑出这些史实，主要是想证明，范数度遭贬，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而今，作《岳阳楼记》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于是，洞庭湖就成了人格化的隐寓。“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阳，气象万千”犹如气吞万里如虎的贬官，意气风发，气势如虹。于是，洞庭湖就成了庙堂的缩写。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这既是奸臣小人当道作怪的暗写，也是贬官精神心理中的沉沉阴霾与隐痛。而“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樯倾楫摧，虎啸猿啼”则是奸臣们为非作歹所引发的恶果。我们如是读解，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范仲淹已向我们作了明确交代。请注意：“忧谗畏讥，满目萧然”和“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就是典型的暗示。试想，在乌云遮天蔽日、浊浪排山倒海之时，有谁去想到谗言讥语？只有对小人耿耿于怀，惨遭陷害的君子，才会对朝廷中的妖风霪雨记忆深刻。试想，宠辱皆忘，把酒临风这种道者风范绝对不是范仲淹所看重的，因而那必定是对春和景明的企盼。悲在前、忧在前，喜在后、乐在后，这种逻辑构思些许有点名堂？
其实，范仲淹的真正用意还是落在心志的表述上。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范是以仁人自况，在袒露自己的心迹，在直抒自己的情怀。那种表白，即是说给朝廷听的，也是说给朋友听的，更是说给历史听的。因为文字有穿越历史的张力。由是，我们从《岳阳楼记》中读到的是贬官的自信与自傲，读到的是贬官的愤怒与控诉，读到的是贬官的希冀与企望，读到的是贬官的忠诚与刚正，读到的是由心血凝结的文字之花，读到的是血肉构成的血性之文。只是这一切都被正统的误读淹没。而今我们来一个颠覆性阅读，是耶？非耶？请大方之家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