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评论家）：
余华是我的好朋友，他写出这样的作品，我很难过。“跳楼甩卖价”、“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却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里，这合理吗？
余华：
《兄弟》不是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全文叙述者是“我们刘镇”，开始定格在2005年。而且，就算我疏忽了语言上的问题，也不应是评论家指责的地方，语言学家写小说也可以挑出错别字来。如果能找出1000个这样的例子，我就服气，一两个构不成问题。
谢有顺：
如果能找出1000个例子，还有谁看他的小说？也用不着评判了。《兄弟》的许多情节和语言不符合时代现实，缺少性格依据。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乡镇，有夫妻上街都不敢牵手的“道德洁癖”，腼腆老实的男人会当着上千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抱起来？这只能是好莱坞的电影画面。
余华：
从总体时代背景的角度说是这样，我写作时也犹豫了一下。但大环境和具体环境不一样。我已为那个情节做了足够的铺垫，人的意识进入一种亢奋状态，这时候做什么都有可能。如果他们在菜市场随随便便搂抱起来，那才是问题。
谢有顺：
这个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这是一本现实小说，不是怪诞小说，人的行为不能超越他特定的时代。
程永新（《收获》主编）：
“文革”和当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余华调动一切手段、运用狂欢式的写法去描绘荒诞、泡沫化的现实，出发点是好的。《兄弟》对时代特征高度临摹，与他以往作品的精神内涵一致。他运用的夸张手法颇受争议，但夸张是文学允许的。何况现实远比《兄弟》的情节更荒诞古怪。我和严锋在总体上认同《兄弟》。
张颐武（评论家）：
《兄弟》是有趣的作品，但对专业读者意味着“无意义的重复”。余华早年的想象力已经丧失，以前才华是“涌”出来的，《兄弟》则缺少创造力的奔涌喷薄而出，迟迟找不到对语言的感觉。
严锋（评论家）：
《兄弟》在语言上肆无忌惮，藐视一切常规。余华在尝试用文字的繁复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用新的文体应对现实的复调性，那种不协调的、众语喧哗的现实。
余华：
我写《兄弟》有恃无恐。比如流行语，它的好处是可以很快进入一个时代，虽然是陈词滥调，但大规模地使用就是震撼，风格！风格就是胆子大。我后来修改时拼命强化。
李敬泽（评论家）：
余华在对市场和读者妥协。他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对待关于文革的复杂记忆时用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兄弟》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
余华：
文学丰富就是因为作家从各自角度看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否定其他角度。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表达了最复杂也最单纯的经验。
李敬泽：
死是容易的，活着更难，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
余华：
在文革最暴力的时候，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不认为“死亡”是作家的技巧，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倾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强加的。
谢有顺：
意见不同很正常，但余华现在过于自信了。
余华：
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无数人在评论，我一遍也不看。我写先锋小说时就面对批评， 《兄弟》遇到的火力最猛。已经习惯了。写作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不断地写，不要受别人影响。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况且，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