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上册（即盛中唐卷），于2005年12月由辽海出版社印成，2006年上半年发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此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首肯。古典文学界名家陶文鹏、韩经太两位先生，于2005年3、4月间就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刊发书评，后两位中青年学者胡可先、李德辉，更撰写长篇评论，分别刊于《唐研究》、《文学评论》。他们共同肯定此书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通过翰林学士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拓展历史文化层面的整体研究，同时又指出书中订正了史籍的不少错误，为唐代文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另外，我又接到好几位学术挚友的信，信函与正式发表的文章不同，不全面论述，但清新、自由，使人备感亲切。如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谓此书“禀具文学家之灵魂，就中贯注着作者对古代上层社会一个特殊群体的同情和了解”。杨明教授认为，“既是真实准确，又亲切具体还原历史，读来津津有味”。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也云“读起来真是津津有味”，“以‘传论’的形式来写，也是一种创新”。
但学界对书中所述也有提出探讨意见的。如胡可先教授认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并非同一职务，而是存有演变与更叠的关系;又指出，关于翰林学士所撰制诏文体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关于《蒙求》的境外文献（古抄本与刻本），日本学者已有可观成果，书中未及引用。又如南京师大郁贤皓教授，是李白研究权威学者，他在给我的信中详细考述玄宗朝翰林学士张垍并非如我在张垍传中所叙的天宝四载五月为兵部侍郎，后转为太常少卿或太常卿。这些，我都深受启发、教益。学术研究是不断探索的进程，有所得，也会有所失，这就要在自我摸索并广泛吸收意见中踏实进行。宋人叶梦得有云：“古之君子不难于攻人之失，而难于正己之是非。”这应当是作学问的君子之风。
董乃斌教授于信中望我“劳逸结合，多加保重”，但仍云“更企望你对晚唐翰林学士研究的结集”。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信中更引用古人所云“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称“洵为我侪立帜”，互勉继续作事。胡可先教授于《唐研究》的书评中更明确提出：“晚唐时期史料缺失甚多，有关翰林学士的记载更少，即使有些记载，也是多有舛误的，故晚唐时期翰林学士的考索与研究，还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大课题，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晚唐卷’。”我对晚唐时期的翰林学士材料，好几年间都已有辑集、积聚，即于2006年集中时间撰写此“晚唐卷”。
晚唐期间翰林学士研究，确有不少难度，也当会有极大特色。盛中唐，自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建置翰林学士起，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共89年，有学士73人；晚唐，自文宗大和元年（827年）起，至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共81年，稍少于盛中唐，而学士却有150余人，多一倍。晚唐时期翰林学士，不仅人数多，且政治、文学活动更频繁，由学士直接提升为宰相的固然不少，而学士因朝政纷争而被贬甚至被杀者也常见。翰林学士之敢于直言，有政见，颇值得研究。如僖宗朝一位翰林学士卢，在职期间就明确提出“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乞蠲租赈给疏》，《全唐文》卷七九二）这就是颇可注意的“以民为本”，当时有此见识，洵属难得。正因此，他就向皇帝上疏，由于广泛发生旱灾，向民间就须停止征税，还应加以救济赈给。又如另一位懿宗朝翰林学士刘允章，他于咸通八年（867年）十一月以礼部侍郎出院后，即于第二年（咸通九年）初知贡举，这也是唐翰林学士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之一例。他知举时，当时有交结宦官的“芳林十哲”应试，刘允章皆予排斥，“及掌贡举，尤恶朋党”（《唐语林》卷三），可能因此即被遣出为鄂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期任河南尹时，向朝廷进《直谏书》，开篇自称“救国贱臣前翰林学士”。文中着重提出，当时国之弊政，有“九破”，如贿赂公行、权豪奢僭、赋役不等、长吏残暴等，又谓民间有“八苦”，如官吏苛刻、赋税繁多、冤不得理、病不得医等。如此家破人亡情势，文中特为提出：“今国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独不知之。”这时距其任翰林学士已二十余年，但他仍称“前翰林学士”，可见他如此直抒己见，抨击弊政，即认为仍执行翰林学士之职责。晚唐翰林学士如此参预政治，直斥朝政，颇值得重视，但却为研究唐翰林学士之唐史学界所未曾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