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是一群戏曲界的天皇巨星的陈年旧事，看到这本书的广告，我就毫不犹豫去网上订了一本，为了减免五块钱送货费，我一气买了100块钱书，这让我想起那个相声，某君为了不浪费半碟醋，又买了五斤螃蟹就着醋吃了。
对《伶人往事》，本来有一些很私人的期待，希望可以循着她的文字重回我的记忆，然而最终没有成功。我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从我爷爷开始入演艺界，我爹、我姑姑因为家里穷，从很小就唱戏补贴家用，我的表哥和表姐赶上了戏曲的最后一个繁荣期，也意气风发地入了戏行。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地方戏曲被电影电视冲击得体无完肤，剧团纷纷倒闭，我的亲戚们纷纷改行，我的姑姑赶在倒闭之前光荣退休，算是唯一保持晚节的，退休之后她依然活跃在乡村戏曲舞台上，据说六十岁以后还是一些草台班子的当家花旦。
我的童年在一座剧院里度过，现在想起来，总觉得那段生活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纱，模糊、温暖、神秘、传奇，因为年纪小，很多事情只是看到了，却无法做深入的探究，这种生活环境在成年之后又突然完全消失，就像根本不曾真实发生过，偶尔会有一些细节很鲜活地扑面而来，前因后果已经统统遗失了，变成一堆斑驳的碎片。我依然记得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们一群大院的孩子坐在剧院的台阶上，大段大段地背唱《八仙飘海》的唱段，在进行到吕洞宾调戏白牡丹的那段时，大家因为台词顺序大声争吵起来，那段我自认为很熟，但是没有人愿意听我的意见，令我很生气。
《伶人往事》没有我的生活是很显然的，因为章诒和描述的是精英圈，而我记忆里的伶人往事绝对很草根，就像一个是李宇春，另一个是地铁站卖唱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把它看成艺人圈版的《往事并不如烟》，本质上，她写的都是一类人，风华绝代、出类拔萃、叱诧风云，从骨子里就散发出一种名士的骄傲，而且我发现90％的故事都是类似的：科班出身，解放前已经名满天下，解放后一开始不太适应，后来勉强公私合营，但是在艺术上一直被打压，于是大鸣大放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戴帽子、挨整、批斗，一些人死了，另一些生不如死。平客在博客里说，赶紧去买吧，去晚了又给禁了。确实，通篇看下来，很容易得出结论：旧社会把人变成人上人，新社会把人变成鬼。
前几年，心血来潮的时候很想和我爹合写一本书，关于我的童年、一种行将灭绝的艺术门类、一群挣扎在底层的戏子、一种民间的生存状态。这本书显然不能叫《霸王别姬》，《苏三起解》或者《打渔杀家》这类草根的标题可能更合适，徐家父子的这本巨著很市井、很底层，伶人们和普通人差不多，不同的是更虚荣、敏感、是非，他们的艺术修为没什么大闪光点，倒是层出不穷的八卦传奇比较吸引人，他们的故事有趣、辛酸、琐碎、小市民，偶尔神头鬼脸、极不靠谱。他们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偶像，而是一群跑江湖的，怀揣着一点小傲气在宿命中挣扎。
如果拍成电影的话，应该是个公路片，因为他们半年时间在小镇上演戏，另半年在方圆几百里的农村乡镇巡演，和社会最底层的群众打成一片，经常是真的打成一片，剧团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专门负责和黑恶势力打架，最惊险的一次是打伤了人，被好几万本地人团团围困，结果肇事者利用先进的化妆术成功逃脱。另一个我迄今还记得的故事是，有一次下乡演《沙家浜》，里面有一段表现解放军勇追穷寇，要求几个解放军挨个从三张桌子上翻下来，开始几个都没事儿，最后一个大叔功夫比较差，身子太重（和体重没关系，功夫好的人一般落地会很轻，大约和缓冲动作的协调有关），结果一个跟头扎下来，突然就不见了，太神奇了，底下的观众疯狂喝彩，解放军太牛比了，这不就是孙悟空吗？真相是因为舞台比较老旧，大叔踩碎了台板，直接掉台底下了。当然少不了活色生香的搞破鞋的事儿，这是文艺圈的一大特色，小时候懵懵懂懂地听过，每次在将懂未懂的时候，就被大人们轰走了。
晚唐时期翰林学士另一特色，是与文士的广泛文字交往。晚唐时，由于社会动乱，科试风气颓坏，广大文士，特别是清寒知识分子，境遇极差，这是盛中唐时所未有的。也正因此，文士就着意与翰林学士的交往，期望学士以其特殊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为其举荐。如丁居晦于文宗大和时为翰林学士，当时以诗闻名的刘得仁，因“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唐摭言》卷一○），就献《上翰林丁学士》诗（《全唐诗》卷五四五），特为标出：“时辈何偏羡，儒流此最荣。”将翰林学士称誉为儒林学界中“最荣”，是晚唐文士群体对翰林学士最具概括性的称誉。也正因此，翰林学士在院期间，文士多有诗文进献。如“咸通十哲”之一张蠙，于懿宗咸通时向翰林学士张裼献诗：《投翰林张侍郎》（《全唐诗》卷七○二），后又于僖宗乾符时向另一位翰林学士萧遘献诗：《投翰林萧侍郎》（同上），就是因为十年间未曾得第（“十五年里看帝春，一枝头白未酬身”）。晚唐时期以诗著称者，如薛逢、赵嘏、李频、李山甫、顾云、郑谷等，均有诗求荐。即如晚唐前期两位名家李商隐、杜牧，也是如此。如前所提及的刘得仁进诗称誉“儒流此最荣”的丁居晦，李商隐就连续两次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上书（《为濮阳公贺丁学士启》、《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李商隐又有《为濮阳公与周学士状》，即又代王茂元向学士周墀上书，皆既致祝贺，又望其荐引。李商隐另又以自己身份向武宗时翰林学士孙 "两次上书（《上孙学士状》、《贺翰林孙舍人启》），时未授职，望其荐引。杜牧则于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向翰林学士郑处诲、毕等献诗，求举荐其出任外州刺史，以改善经济境遇。李商隐、杜牧不仅是当时文坛大家，且有独特性格，但仍对翰林学士深表企求之情，这也是当时士人的心理状态。
就上所述，我们现在研究唐翰林学士，就不能仅局限于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间之官阶迁转，而应较全面地探讨学士的生平行迹、参政方式、生活心态、社会交流等等。应该说，两《唐书》是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但晚唐时期，两《唐书》，尤其是《旧唐书》，在记事方面有不少错失。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旧唐书》于晚唐史事，所记虽“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廿二史考异》卷五七）。我们要全面研究有唐一代翰林学士，如不订正两《唐书》记事之误，就会出现不少差错，并导致理论探讨不确或失误。
也正因此，这次我集中为晚唐翰林学士一一立传，就仔细考察两《唐书》所记，不仅着眼于在院任职期间，而是尽可能探索其一生事迹，特别是入院前仕历。但也正因此，发现两《唐书》讹误之繁复，是盛中唐撰传时所未曾有的。
如本书开首文宗朝前十位学士，新旧《唐书》皆有传，但两《唐书》于此十位学士，均有误记。又就本书所考，文宗朝共有36位学士，两《唐书》有传的为26人，而所记有误者则有23人，这确应引起注意。文宗朝如此，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误处有时更多。如懿宗朝杨收，两《唐书》纪、传所记，有七、八处讹误。又如赵骘，无专传，《新唐书》卷一八二《赵隐传》（赵隐为其兄），记其事仅一句：“终宣歙观察使。”仅此一句，即有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旧唐书·赵隐传》皆记其终于华州刺史、镇国军节度使。
除两《唐书》外，我在撰传时还注意纠正其他史书之误。如本书晚唐卷第一位学士，文宗朝王源中，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七记其于宪宗元和二年（807年）登进士第，标其所据，云“见《旧书·文苑·卢景亮传》”。实则《旧唐书·文苑传》未有卢景亮传，《旧唐书》全书也未有为卢景亮立传者，徐《考》实为显误。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也未意及，仅云“亦见《新唐书·卢景亮传》”，实则《新唐书·卢景亮传》仅云王源中“第进士”，未记有登进士年。类似者如文宗朝高元裕，徐《考》亦有误，孟二冬也未补正。另如《全唐文》，也有好几处误。如李让夷、于文宗大和二年入院，《全唐文》卷六九三载有李虞仲《授学士李让夷职方员外郎充职制》，李虞仲与李让夷同时；而《全唐文》卷三六六又载贾至所撰制文，文题同，贾至则为玄宗、肃宗时人，时代不合，《全唐文》误载。又如《全唐文》卷七六七载宣宗朝学士沈询文六篇，而卷七六三以沈珣名载文十六篇，其小传所记实为沈询事，文亦实为沈询所作。《全唐文》乃误袭《文苑英华》，当前《文苑英华》研究也未注意及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