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何为？
改革，顾名思义，是革故鼎新。因为旧的存在已不能满足人们需要、在旧形式下人们已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于是改革成为必要。因此，要回答“改革何为”问题，就必须明白人们有何目的和需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缠绕两大相关主题，一是强国富民，二是现代化。富民即增进公众福利，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强国是自人类按国家形式组织以来，必然追求的公共目标，二者都是社会内生的目标。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自从鸦片战争敲开国门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课题，由不得你要还是不要。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作为社会竞争力标志的现代化指标，无疑具有更多的正当性和迫切性；现代化成为当今实现民富国强的必由之路。可见，改革并非为了实现某种道德理想，并非为了实践某种抽象理念，而是为了实现现实需要、应对现实难题。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不是看它符不符合某种经典理论，而是看它是否解决了现实问题、是否改善了现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由于中国所处国情、所面对问题的特殊性，因此，对中国改革的判断不能以某种国外的“成功示范”作为标准，而主要只能以现状的改变情况作为衡量。
二，没有普世真理和普世道路
自上个世纪末冷战终结以来，西方欧美模式及其经典理论逐渐成为国际主流，被标榜为普世真理和普世道路。主流理论认为：西方欧美模式是实现现代化、达到民富国强目标的唯一途径，后发展国家包括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只需也只能照搬这一模式。否则就是误入歧途，与“世界潮流”、“历史规律”相对抗，必然灰飞烟灭。
对于这种说法，中国人并不陌生。确实，由于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已经致力于将自己包装成“终结历史”的普世真理，因此，这种曾经颇具生命力的理论正在重蹈历史上一切试图终结历史的理论之覆辙--被历史所终结。
就象股市中的“概念”、“故事”一样，终极理论总是强调自己与以前出现的“不一样”，强调“这次是真的”。其实，哪有什么不一样？至少在试图终结历史、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方面，它们是一样的。正是这种一样，注定了它们的相同命运。
虽然目前还言之尚早，但所谓普世真理、普世道路的困境已初现端倪。一方面，西方模式在中等发达程度以下国家试验的全面失败，使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此一模式的成功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条件，它并不能解决后发展国家最为迫切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装模作样地呆在“普世真理”神龛内的自由民主主义理论，不可避免会越来越僵化和脆弱。
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理论，都只是对人类有限经验的归纳总结。因此，任何理论一旦自我膨胀到“普世”或“绝对”真理的高度，它的生命力就终结了。为了维持并不存在的“普世”性，它只能自我封闭，拒绝开放和交流。在思想专制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制度会帮助思想清除异己。但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自由民主主义只能划地为牢、自我禁锢；局限在圈子内部自说自话，回避与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交锋。
这种自我封闭是理论僵化脆弱的表现，其结果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僵化脆弱、脱离实际、丧失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作为证明，当自由民主主义阵营偶有不甘自我封闭之士出来与外界交流时，其僵硬脆弱、不能解释现象的特征就表露无疑，不但降低了该理论在民众中的声誉，而且必然遭致阵营内部的不满。于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圈子只能越划越小、越闭越严。秦汪温的杭州对话如此，最近萧功秦先生舌战天则群儒也是如此。
在天则，自由民主主义的知名人士黎鸣先生反驳萧先生，主要讲了两点：1，中国人为什么难于现代化？黎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权力永远属于私有”；2，中国发展一点也不快，因为“尽管中国人口这么多，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还没有达到4%”。
自由民主主义者在此表现的空洞僵化、脱离实际令人吃惊。首先，黎先生在此完全混淆了原因和结果。权力公有化即政治民主化即使在自由民主主义视角内也是后发展国家所要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之一，怎么它反过来成了“难以现代化”的原因？这种颠因倒果的背后，裸露出自由民主主义在基本的理论自洽方面也已经难以为继的逻辑困境。
其次，按照黎先生说法，中国改革至今年平均百分之九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不为快，必须达到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相匹配才叫快。要满足黎先生此一要求，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怪不得萧先生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的典范。
三，改革不能超脱“路径依赖”
改革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此”是现状，“彼”是能够实现富民强国和现代化目标的状态。只要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承认迄今为止所有理论模式都只是人类有限理性对有限经验的归纳总结、承认中西社会存在巨大差别，那么就必然也会承认，西方经验及其理论总结，只能为中国改革提供一种参考，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未来的理想模式。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在具体约束条件下、在针对现实问题的反复试错中磨合而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理性，往往被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理性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嘲笑，但是，其实这才是真正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经验主义态度。不但未来的目标模式需要在反复试错中摸索，即使针对每一阶段性目标，也有一个由此及彼过程。在未达到“彼”之前，你还在“此”，此处的规则、规律仍然会对你产生作用，你必须顺应和顾及，不能动辄鱼死网破。这就是改革的路径依赖。
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民富国强、实现现代化。因此，改革必须兼顾社会多重目标，不能不惜代价、不顾一切，这正是改革艰难之所在。改革以民富国强为目的，所以它不能将社会动荡、国家竞争力大幅衰落作为赌注。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时代，改革尤其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在有序的轨道上运行--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只能渐进。
四，历史只是“被决定”之物
萧功秦先生在天则的演讲和讨论中，对有政治学者称其“六次选择”只是幻觉、不可识别表示不解。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对于那些手握自由民主主义普世真理的信徒来说，他们只需要识别民主和专制两种东西即已足够。不但历史可简化为民主和专制史，未来也只需在此二元选择中划勾打叉即可--当然，正确答案早就已经有人提前宣示了，你看，一切多么美好！这就是自由民主主义在今天的僵化和虚诞。在它那里，历史和现实都成为某种观念的演绎。象马克思的辩证法一样，在这种观念的游戏中，它能够解释一切，永远也不必担心被证伪。但是在现实中，面对实际问题，它除了从理想境界提出批评外，一筹莫展。
历史当然不是观念的演绎，它是一种被它自己所决定的东西；历史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认为萧先生的“六次选择”可能只是一种表述，并不代表实际的抉择过程。历史的选择往往是无可选择，是必然如此。
萧先生说，不同时代的政治选择大体上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次是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的政治选择；第三是人们在当时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被萧先生忽视的是，这三个因素，都是历史本身所给定的，由不得人们东挑西拣。身在局中，每个人都象球场上的球员，你既不能决定此一刻球在哪里、也没有专心致志发挥技术的点球机会；你只能跟着球跑、全力争夺；运动的“模式”和最后结局，不由你决定，而由全场情势决定，即由历史所给定的条件决定。
分析清末改革的学者，总是着眼于分析失败的原因，而忽视了最重要的分析：当时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那么改革不败于这个原因就必然败于另外的具体原因。可能由于当时日本的成功示范、或者出于内心愿望，人们总习惯于先验设定：清末改革本来可以成功，改革者的错误选择和操作导致了失败。萧先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因此提出一系列两难悖论。但是，萧先生将清末改良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却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说透历史。
所谓“创新能力”，实质上是试错能力，没有哪种创新可以不通过试错。不但西方模式是经历几百年试错磨合而成，中国本轮改革至今，也已经经历不少碰碰磕磕，作过不少调整和修正。因此，任何成功的社会改良，首要条件是社会对试错的容忍程度、即对“犯错误”的容忍程度。清末改良，就是由于缺乏可容忍试错的环境，稍有错失，即车毁人亡，因此，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命运。
专制社会的改良意味着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开放，政治开放的过程就是吸纳民意的过程。由于中国自1840年以来频繁的对外挫折和屈辱，清末民意中累积了大量对于统治者的怨恨与不满。这种怨恨和不满，由于民族心结而强化；更由于当时任何方案的改革，都不可能短期内效应显著、不可能致中国于可抗衡列强之境，从而使得中国问题无解。
以中国之大、积弊之厚，不管晚清执政者采取何种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和处境，因此，都不可能令民众满意，都不可能改变“权威流失”的趋势。改革必然趋向于“受到权威危机压力的统治者想通过急剧的、大幅度的、高难度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而挽回自己的权威危机。但是由于他的改革难度、幅度太大，他的权威又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难度、幅度的改革，所以就形成了改革过程中越来越大的不满和脱序状态。这种脱序状态所引起的不满又使得他进一步陷入更深的危机感当中，因此要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的恶性循环。民众只会对需要为历史和现状的一切不利面负责的统治者及其“改革”越来越不耐烦，加上民族主义情绪，满清下台就成为当时唯一选择。因此，是社会结构的极度刚性和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使清末中国丧失了试错演进的空间，只能以流血革命来终结。
可见，社会对试错的容忍即试错空间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社会结构的弹性程度、外部竞争压力的大小以及启动改革的时机和瞬间效应。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当时在需要负实际责任的统治者幕府之外，存在一个无须对历史和现状负责的现成权威--天皇。因此，只须一次宫殿政变，在天皇这一新权威的整合下，日本就获得了一种具有较大弹性的社会结构模式，拥有了较大的试错空间。中国邓小平改革的最大经验在于：无论从国内国际而言，改革都把握了最好时机，取得了显著的初期效应，增强了社会结构本身的弹性和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赢得了较大的试错空间。最近某些美国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是因为市场秩序的扩展，使国际竞争已由炮舰变为市场，中国不再须面对列强瓜分的亡国之险，可以全心全意搞经济建设。茅于轼先生似乎也认同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合符所谓普世真理的逻辑，但是，就象这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其它许多观点一样，它往往只是从观念出发、隔靴搔痒的意淫。且不说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的殷鉴不远，也不说中俄被迫加强军备的现实，只需稍微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还是百年前的中国，它有可能不受欺凌吗？除了依附于列强，它有可能实现今天这种经济增长吗？甚至，只要当今中国不具备战略性威慑能力，处境也会大不一样。世界在变化、游戏方式也在变化，但弱肉强食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今天的有利处境，不是某种普世观念演绎的结果，而是中国实力积累的体现。五，历史中可能的变数
历史虽然是被决定的，但其内幕无人能透视，谁也不知道历史下一刻将走向哪里。人们只能根据以往经验推测、借往鉴来。但是，由于历史中不断会出现新的作用因素、不断会改变轨迹，事实上，谁也不能确知明天将会怎样。所谓“普世”，只是痴人说梦。不管历史有没有被决定，身在局中，人们必然会尽力追逐、尽可能把球射向对方球门。不管能不能改变结局，人们都不会放弃努力，这就是人性。如果这种人性也可以普遍改变，那么历史倒确实有可能大为改变。
人性无法改变，按照萧先生所列出的影响历史选择的三项因素，其中“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以及“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也是历史预先给定的，无可改变。唯一可人为选择的，似乎是“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的理解”。
其实，这是典型的误解，也可以说是美丽的误会。虽然“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的政治选择”，但人们的观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由自己作主，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处境和经验。马克思的表述，“存在决定意识”，虽然过于绝对，却也简单明白。正由于人的意识受到外部客观反馈的操纵，因此，萧先生所说的政治选择往往“后一种模式是前一种模式的反动”，才能够成立。同样道理，冷战的终结，使得自由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扼止的世界性思想主流。象龙应台说的，不管民进党表现得多么拙劣、执政得多么低效，只要它高举反大陆压力的旗帜，就有人会不顾一切支持它；同理，不管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如何僵硬幼稚、如何脱离实际，只要它与取得冷战胜利的西方模式是一脉同源，就能够赢得大范围支持和认同。所以，中国今天的自由民主主义有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资本、可以对不同意见不闻不问；对自由民主主义的批评就象逆水行舟，不是被边缘化，就是成为千夫所指。这或者就是某些人口中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但是，这种潮流不知已经过多少变幻，它注定不会长久。
既然是潮流，就必然因时而变。变化已经开始，中国近十年来思想界左中两派的崛起，对应着东欧转型的不如人意以及中国在重重国际压力下、在声声“崩溃”预言中的持续增长。观念世界的战争，胜负并不取决于观念本身，而取决于经验世界的变化。
不但何种观念将主导人们行为须由客观世界对思想的反馈作用决定，某种观念的激进和温和，也由社会现状决定。社会矛盾越尖锐、积怨越多、结构越刚性，社会的整体思潮必然越趋于激进。如果说面向现代化的改革自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以来留下了什么相对固定的经验的话，那么其中第一条就是：社会思潮温和时，转型顺利；激进时，必有动荡发生，鲜有例外。
因此，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致力于社会思想的温和化，应该成为不同观念导向的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但现实情况是，虽然大多数人都自称温和，真正温和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界主要阵营并不多见。温和与否，茅于轼先生是个参照。如果连茅先生的所作所为都不能容忍，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为“温和”。这些人的所谓“温和”，可能只是他们已经无法再极端而已。如果由这样的“温和派”来主导改革进程，改革必然象戊戌变法时一样，受到“顽固的守旧派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温和的改革派三者联合起来的对抗”。
六，渐进改革的难题和胜算
迄今为止，中国渐进改革的最大难题有两个，一是萧功秦先生所说的对权力腐化的制衡问题，二是康晓光先生所说的如何在经济回落条件下保持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经被现实进程所提出的问题，需要在改革试错中得到解决。从目前情况看，虽然在这两方面都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在进行探讨和设想，但真正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还悬诸阙如。
难题能不能得到解决？从静态看，可能失望会大于希望。关键因素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刚性化、外部压力越来越大、改革即时效益的覆盖面越来越小，改革可以试错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从历史经验看，试错空间的丧失，意味着成功机会的丧失。
当然，情况还没有恶化到只能悲观的程度。未来相对于人类经验而言，永远充满了变数。历史上的成功改革往往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历史契机，并且被变革者果断捕捉。从可以设想的角度看，除去技术变革、国际环境变化等主要只能被动跟进的因素外，中国最可能出现的有利契机还是象邓小平时代一样，在内部出现某种机遇，使改革者可以出台瞬间效益覆盖面广泛的政策，从而为改革赢得新的支持，使社会结构获得新的弹性，改革操作获得更大的试错空间、赢得更多时间。
